一、草案中的指定监视居住，极有可能演变为变相羁押。原刑诉法没有指定监视居住制度，监视居住都成了变相羁押的代名词，现在增加了指定监视居住，草案的规定变本加厉了，是倒退。另：对监视居住的人可进行电子监控和通讯监控，也是变本加厉和倒退。
二、草案对监视居住的人可进行电子监控和通讯监控，而草案又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被监视居住的人会见和通信，且辩护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这就互相矛盾了。如此龟腚，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之人时必然会被监听！！
三、逮捕，表面上看似细化了，但是，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或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都要逮捕。这么多“可能”，为逮捕总能找到理由，换汤不换药，审前羁押仍是常态。
四、关于拘留，草案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立即”有神马用？可预见的是，大部分都会被拖至24小时。有这24小时的“黄金时间”，嫌疑人就有可能被收拾得很惨，取得口供后再送看
九、草案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看似进步，但没有取消嫌疑人面对讯问应当如实回答之龟腚，没有规定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更重要的是，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没有引进“米兰达规则”，仅增加这么几个字眼就想遏制刑讯逼供，我不乐观。守所。
五、草案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这一规定很可能会被带往案发现场进行指认等架空，利用此时机，刑讯逼供后再送回看守所。再说，看守所应脱离公安机关划归其他部门管理，这一成熟的建议都未采纳，草案的规定也会打折扣。
六、草案规定意味着：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对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可以不用通知被羁押人家属。可预见的是，因言获罪等被“失踪”的情形将会增多和“合法化”。
七、“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可预见的是，前半段基本被架空，以后传唤、拘传时间由原12小时被延至24小时。侦查员们喜开颜，一般人熬不过这24小时，刑讯逼供的时间足够了。
八、草案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但这仅是名称的改变而已，辩护律师在该阶段能做的事情，与原“提供法律帮助”相差无几，换汤不换药，有口惠而无实处。
九、草案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看似进步，但没有取消嫌疑人面对讯问应当如实回答之龟腚，没有规定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更重要的是，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没有引进“米兰达规则”，仅增加这么几个字眼就想遏制刑讯逼供，我不乐观。
十、草案虽吸收《律师法》关于凭”三证“会见的规定，但又规定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会见嫌疑人应经侦查机关许可。刑法规定，受贿10万以上法定刑为10年至死刑，那么实践中，哪一贿赂案不重大？受贿行贿乃对向犯，又有哪一贿赂案不是共同犯罪？这一规定，检察机关笑了。
十一、草案增加了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章节，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就可决定监听和密侦，而实践中，法律文书中的公安局长签字处不是签字而是盖印鉴，而盖好印鉴的空白文书就留在各科室，如此一来，意味着是警察就可对他人实施监听和密侦，太可怕了！以前是偷偷搞，现在可以合法化地搞了。
十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草案只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而没有排除非法实物证据，依“毒树之果”理论，非法证据应一律排除，并追究非法收集者的责任。
十三、关于审判期限，实践中法院常常倒签判决日期，以使超审限的案件貌似在法定期限内判决；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和审查起诉期限，草案的规定本身就有弹性，实践中还可通过改变管辖、补充侦查、发现其他犯罪等借口加以延长。不改变和约束这些司法潜规则，期限的规定木有用。
十四、刑诉法虽是程序法，但要得到实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对违反程序的行为进行处罚，可是，原刑诉法及草案，对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违法程序法的法律责任没有多少规定。“无责任则无法律”。这样的草案，即使有一定的进步，但“重实体轻程序”，司法人员硬不遵守，你奈他何？
十五、综观草案，公安借修法之机反守为攻，大胜；检察院有失有胜，持平；法院，仍是那张旧船票，该怎样还是怎样；律师，仍然窝囊着，控辩审“铁三脚”之控脚，仍是面条做的；有着“第二宪法”之称的刑诉法，人权保障仍然让位于“打击犯罪”和“社会防卫”。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十六：修法就应“矫枉过正”、总有人说一些建议超前和矫枉过正，但面对司法顽疾，重病就需下猛药。在这一国度，法律会打折扣，修法时不矫枉过正，因旧疾和惯性，实施后还是“枉”，若矫枉过正，打完折扣，则正好“正”。犹如一颗弯树，仅扶正，经反弹，仍弯；若过正，反弹后，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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