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非洲应明确自身利益

作者：文化纵横杂志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文/(坦)梅威斯加•巴热古 译者/刘畅

中国和非洲的联系早在非洲独立前就开始了。非洲与中国最早的贸易合约甚至可以追溯至公元14、15世纪时的廷巴克图和大津巴布韦的前殖民地时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的敌意随之而来，之后中国又面对同前苏联的紧张关系。于是中国把自己的命运和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广大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支持这些国家的解放和独立。这一进程在1955年万隆会议后正式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以各种形式延续着。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一旦获得解放，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就会大幅提升，从而帮助中国摆脱当时被联合国主流国家孤立的命运。中国向这些国家，例如坦桑尼亚，派出了很多技术人员，向他们提供军事训练、医疗帮助、经济扶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还增加了对这些国家的免息信贷，以促进他们的发展。非洲国家，特别是坦桑尼亚，在1974年帮助中国获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也帮助中国结束了其孤立的状态。非洲国家驻华使馆的数量从1967年的13个增加到了1974年的30个。现在这个数字增加到了48个，几乎包含了非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

然而，中国与独立后非洲的关系，却一直引起西方很大的忧虑；在非洲，也在非洲和西方之间掀起了一些争议。非洲本在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内，是其资源的来源。中国是否像西方一样，对非洲的开发利用有着自己的规划？还是中国真如自己声称的那样秉承“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等原则？

这些争议，尤其在非洲内部，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那就是不管中国的动机和目的如何，非洲能否同中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成果丰硕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中国能不能给非洲提供一个独一无二而又有益的契机，使其达到在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共同宣言》中所提到的发展预期。这份宣言被48个非洲国家和中国所采纳，宣告了政治平等、相互信任、经济双赢和文化交流这样一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份宣言同时还强调了中非双方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和趋同的合作利益，认为中非双方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冷战期间，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在暗中摸索，为了和外部世界建立新的联系，把手伸向了中国和前苏联。但在西方人士看来：非洲与中国的关系对非洲没有好处，因为非洲不但会被共产主义占据，其资源也注定会被人口众多的中国占有。独立后的非洲在冷战期间被视为东方的获胜与西方的失利。西方极不情愿地屈从于非洲政治独立要求，却仍想延续自己的经济统治。这里的潜台词是，西方国家猜测，非洲的国家，不管是单独来看还是整体来看，都不能保护或追求它们自己的利益。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加纳首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愤怒地发出了那著名的声明：“我们既不向着东方也不向着西方，我们向着的是前方”。他还说：“指望从前的殖民政府能给它解放了的地区提供政治上合理又真诚的忠告，就如同要骆驼穿过针眼那样不可能。”

尽管非洲的领导人一直在以不同形式持续向西方抗议，支持恩克鲁玛的观点，但是西方国家似乎一直以施恩者身份自居，这么多年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随着近几十年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转而开始关注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目标。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前，美国《时代》杂志断言道：“驱使中国进入非洲的主要动力是中国蓬勃的经济所引起的对石油的极度渴求……”

西方对非洲是否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再次抱怀疑态度。最近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声称中国的发展对非洲构成了威胁。2006年6月，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在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坦桑尼亚时发表了如下讲话，回应了这一说法：

坦桑尼亚和非洲人民强烈反对这些指责。在过去，中国并不富裕，却帮助非洲人民进行独立和解放斗争。今天，发展中的中国又帮助我们解决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挑战。

但非洲光为中国辩护是不够的，也不能视中国的动机为理所当然。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评估现代中国的动机肯定是不正确的。对非洲来说，更紧迫的任务是清楚地定义与华利益，并持久积极的去追求这些利益。正如2006年初中国公布“对非政策”一样，非洲也要确立一个清晰明确、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尤其要关注通过同中国交往能给非洲带来的经济转型。

中国对非的新兴政策越来越具有现实主义色彩，中国的利益将成为关系中的主要驱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非洲的利益完全相悖。双方利益可以相互强化，以便取得中国政策声明中所提倡的“双赢”结果。这将更多依靠实际情况和绝对需求等客观条件，但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它能促成推动这种正和游戏关系。一些客观条件如下：

1. 起初，中国和非洲几乎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而最近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突飞猛进的发展。非洲可以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中国也很热心的分享它引人瞩目的发展经验，提供在中国的培训机会。

2. 中国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对非洲来说是向工业化转型的一次机会。中国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水平肯定是优于非洲的。这创造了非中“资源换技术”易货协定的机遇，并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与矿业相关的制造业等。同时这种技术转移通过“资源换技术”的易货协定来实现，从而避开传统的受限制的硬通货贸易。

3. 中国的巨大市场规模给非洲提供了制造业和农业领域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发展机遇。非洲有可能出现新的产业分工。

4. 中国需要非洲作为盟友，以反对美国的霸权。如果这个盟友能更为强大，更少地屈从于美国的强权，对于中国来说就再好不过了。在前苏联解体和当前反恐斗争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对于非洲来说，最重要的主观条件是明确自身在双边关系中所追求的利益。它们包括：

1. 基于非洲统一体、非中相互利益以及双方相互信任上的政治意愿。由于政治意愿具有利益功能，非洲和中国很有必要以开诚布公的态度认清和协调好它们的利益，特别是双方不应仅是促进贸易，还应推动非洲工业的转型。

2. 风险处理能力。当非洲远离殖民传统的贸易和投资模式，勇敢地开拓经济多元化时，其对风险的反感也表露无遗。几百年来非洲和西方市场的联系并没有给非洲带来繁荣富裕，因此，非洲也不太清楚中国是否能给非洲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帮助其实现经济转型，打破对外界结构性的依附。

3. 非洲各国和中国都要明确彼此之间的战略目标。中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有着众多的潜在机会，但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潜在的陷阱。对一些非洲国家而言，中国规模太大了，以至于它无法单独从中获利。中非论坛不应只是简单地规划中非关系，还应以非洲为整体，清晰地定义和阐明其对华战略。大规模的工业、灌溉水利或水电工程极度依赖于经济的规模。就这个意义而言，中非关系还能够加速长期停滞不前的非洲一体化项目。

4. 树立一种如同乌戈•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那样的“资源民族主义”意识，以应对非洲自身经济转型的需要和中国对资源的渴求。就此而言，非洲必须提出一份资源调查、开发和利用的综合规划。

非洲应整理全球传统和新兴市场的战略经济信息，勾勒出非洲在现有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角色，寻求开拓出一个“新经济空间”，重新定位非洲在新兴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稿件由肯尼亚独立智库Africa Executive提供，作者系坦桑尼亚圣•奥古斯丁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