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大事办不了，办点小事也好

《朱鎔基讲话实录》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一轮朱鎔基热，《人民日报》9月13日罕见的以整版篇幅推介此书。《人民日报》的文章题为“一部记录中国改革和发展历程的著作”，文章说，朱鎔基主持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价格与流通体制、政府机构、社会保障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对此香港《苹果日报》指出，这些改革的成败，多有争议，但文章回避了朱鎔基力倡的医疗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因产业化的方向性错误而告失败。

也有海外媒体质疑“朱鎔基值得如此推崇吗？”，指责他回避谈及失败的改革。海外学者指出，朱鎔基新书掩饰不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交了白卷。美国《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现在中国经济出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在他做总理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很突出了，而他在任内并没有解决好；那么到了这些年，这些事情就变本加厉。这当然首先肯定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路透社》报道说，在中国领导层换班前，对当年朱鎔基大胆改革的批评越来越多，批评他的改革给当今“天价”楼市等社会问题埋下了种子，包括1990年代国企大改制，引发大规模的下岗和社会动荡。而针对《南方周末》刊登的朱鎔基部分讲话，包括《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深圳的政治评论员朱健国表示，朱鎔基“希望能证明今天的社会顽疾并非他的错”。美国政治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直言：“朱鎔基是说的多，做的少，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实际达到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改制过程当中、私有化过程中，是采取一种极不公平的黑箱操作的做法，权贵利用手中的特权，夺取百姓多年积累的财富。”

有评论道，朱鎔基在位时被称为“经济沙皇”，他一直主管金融，并一度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曾说：“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但朱鎔基的爱将因贪污腐败被判刑或畏罪自杀者众多，包括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前中国银行(香港)第一副总梁小庭、前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长李福祥、前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等等。对此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说，“朱鎔基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很多开明人士，他们跟随这个体制，大大小小也做了很多违背人性、违背良知、违背文明准则的行为，甚至犯了错。”

外界评论指出，不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维护一党专制的改良只能是徒劳。固然，朱鎔基显起来要开明，但在政治改革上、在民主改革上，是交了个白卷，这是他最大的缺陷，尽管当时以他的地位要真正推行这种改革、要实际去贯彻，也很困难，但他讲都讲的很少。《路透社》引述中国网民对朱鎔基改革的评论说：朱鎔基的改革“就是允许一党以最长的时间存在，来加强它们的权力、财产和稳定。（而）人民的需要诸如房子、医疗、选举权、司法公正等，都没得到满足。实际上，普通老百姓没有从他的改革中获得任何好处。”

所以，对在内地引发一轮朱镕基热，人们很有质疑：风趣幽默的朱镕基，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如果要论功过，是否真的值得如此推崇呢？！

但笔者以为，朱镕基是很值得推崇的。

朱镕基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贡献良多，但重点不在于他提出了多少个体制改革的方案，不在于这些改革的成败，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传统，决定了他能做的远多于他能说的。他最应受推崇的有两点：其一，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从此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其二，促成解放军、武警放弃经商，关闭了军队参与、支持走私的大门。

其实，内地舆论对朱镕基的推崇，是现任官员缺乏改革勇气的隐性批评，类似一些港人如今称赞董建华，主要是因不满曾荫权。如果将医疗、教育改革的失败，甚至是房地产改革造成高房价，归咎于朱镕基，有失公道；同理，将税务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等说成是朱镕基的成功之作，也未免言之过早。

其实，朱镕基当政期间，最受人诟病或者说将来会受人们最大反弹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在其主政期间容忍或宽宥了自他过市长的上海开始的、继而全面爆发的“拆迁”潮；二是默认了“闷声发大财”的“上海模式”。而这两个问题，给当今和未来中国都产生深重的影响。

任何一个大国崛起起码得让老百姓活下去，起码得有片瓦遮身，一家人得有房住，才能活得下去。如今大城市豪华大楼成群，而大学生毕业，买房结婚却成了梦想，不吃不喝，攒半辈子工资也买不起。父母在大城市有房住的，可以凑合着挤在一起，但是不可思议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说不定哪天轮到哪家头上来。本来在1997年之前北京叫“拆迁”有商量，被拆户迁新楼继续租着住，私房户外加少许钱，遇到老外用地，即使是租房户也给钱去买郊区楼居住，这批住户是幸运的有房可以住，身家性命可以保全。在1997年之后，渐渐改戎“砸迁”了，高论是“为创名牌：要支持暴利”。暴利从哪里来？白折最好，哪就要从住户、从私房户身上榨油，说白了就是强抢，赔偿款买不起新楼的十几分之一，凭爷赏，没商量！由雇流氓打人开始，与时俱进到专业强拆队受警察保护，半夜偷袭或乘主人外出，推土机“砸迁”——主人财产、存折、拒迁或病卧的老人，一砸了事，受害家属到中央求救，罪名是“非法越级上访”，由原地公安派驻北京的打手“截访”押回原地。……

于是，权贵集团从大上海发起的强拆风暴，扩向大陆全境的大中小城市。

这是权贵集团原始资本积累中的一种方式，陈良宇等辈狐假虎威，放纵庇佑台前周正毅之类的大奸商，去放手非法捞世界，权贵集团幕后吃大头。这也是官商联盟形成取代传统的社会基础工农联盟的开始，受害严重带头上访的工人成为阶下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再提了；邓小平的工业改革方针：“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也取消了。从官商暴发户产生大资产者阶层，主要靠垄断，就象当年英国特许的东印度公司那样，所以就有高官子女一回国就顺风顺水，成功了中国大陆“信息王”，被大贪官们羡慕为“天下第一贪”。现在，中国大陆在国际上所吹的“中国模式”实质是权贵集团创造的“上海模式”，和邓小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城市改革方针背道而驰！完全相反，是依靠官商联盟发财，炒作楼市，取代工农联盟。

而上海模式的主宰意识就是“闷声发大财”。无论陈良宇、周正毅都是这个思路。“闷声发大财”一般人理解“是别让人知道，偷偷地去发财”，其实“闷声”就是要“不出声”。所谓“闷声发大财”，还不止是政治策略，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意识形态的变革。不但毛泽东、邓小平不会提出这个口号，西方政治家也不敢提出任何号召发财的口号，因为现代世界己经是人欲横流，刺激大众去发财，必脱离正常轨道，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意识形态很市侩，很现实，足以俘虏一切人，人人在闷声发大财，大小商人都成俘虏，各行各业，所有阶层人士都以自己的方式推波助流。于是，赚钱最容易、最迅速、变现最便捷的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竽领域为权贵子弟捷足先登，而对百姓生活极需要的农业、能源、社会保障、教育、和卫生五大领域，无人问津。它渗透一切领域，直到人人脱离不开的衣食住行，使得：铁道部职工出门不坐动车，建豆腐渣工程的自己不住，生产食物的自己不吃，市场上蔬菜水果光鲜水灵，西红柿不酸，辣茭不辣，黄瓜没味，因为在种植使用激素、增熟剂、增粗剂、增红剂、保鲜剂，而高价反季菜蔬，储存中还喷敌敌畏，防腐剂、增粗粉、保鲜剂……。而这些农药，化学物质，对人体有直接伤害；损害的是整个国民，无一幸免。所以科学技术与闷声发大财相结合，实在可怕：为农作物高产普遍利用转基因技术，已经发现转基因玉米，虫子吃了立即死亡，为了发财，还在普遍利用！

世界银行就中国环境问题所做的主题研究报告：列举了当时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情况及带来的后果：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估计每年有17.8万人由于大气污染的危害而过早死亡；室内空气污染每年约造成11.1万例早亡；在上海、沈阳及其他一些城市，受调查的儿童血液中铅含量平均超过80%左右，对智力发展不利;中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严重危害。

这种上海模式——权贵集团暴发戶闷声发大财主义，只管权贵集团暴发戶发财，撇弃民生于不顾，在如今已经全面开花結果。

但将这后果归咎于朱镕基，却很失公允。继《朱镕基讲话实录》成为公众焦点之后，《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最近再版的《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又披露了不少政坛秘闻，指朱镕基当年未料到自己面对的最大“地雷阵”其实是官僚队伍令政策受阻，朱镕基也觉得愤怒和无奈。书中所述，朱镕基说的话因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令官员们难以接受。书中提到某年新疆棉花积压，但山东却在走私入口棉花，朱镕基希望山东能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但山东官员并无执行，朱镕基连连感叹“管不了啊”，表达他对面前庞大官员队伍的作风既愤怒又无奈。还例如，当年朱镕基决定精简公务员人手，逐个与国务院的60多个部长谈话，总共要减少300个正副部长、1900个正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3万人员减1.7万人。除电子工业部长胡启立同意撤销自己的部外，其他部长都在游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不能撤销，很令朱镕基失望。

堂堂一国总理，还被外界形容为“铁血宰相”，居然哀求地方官员“可怜可怜我吧”，这是何等的悲惨？！难怪朱镕基会说，“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难怪朱镕基的继任者温家宝上任后几十次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提出过要进行政治民主改革的意见，即使最近的2011年9月14日，也在大声疾呼：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朱镕基一个令人不会忘记的品德，就是勇于接受监督，乐于倾听异见。比如人民网曾说，朱镕基爱看港报：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通过观察《朱镕基讲话实录》，可以看出他对港媒的“爱恨交织”。2001年全国“两会”上，朱镕基说，“去年香港有家报纸说我是‘黑手党’的‘教父’，我一笑置之。这家报纸说是转引自美国的报道，而美国报纸只是说我不要像教父一样说教，并没说我是‘黑手党’。”对于港媒这种污蔑性的评价，朱镕基并未放在心上。他说，“在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针砭自己。批评可以尖锐，这是新闻自由，但最好不要刻薄、谩骂、挖苦。英国首相布莱尔说他每天只看五分钟的报纸，看多了影响信心”。2002年5月30日，朱镕基在会见美国国会众议员时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没有干涉。“香港有的报纸每天都在骂中国的领导人，比美国的媒体骂你们的领导人还厉害，这说明我们没有对香港施加任何压力”。

朱镕基将港媒作为鼓励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展开舆论监督的例子。2001年12月，朱镕基在与新华社各部门座谈时说，“最近，审计署审计了1,290个企业，严重造假账的占68%。这个消息一公布，马上就被全世界媒体采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说我们腐败”。他话锋一转说，“我不知道你们新华社发了这个消息没有，我估计你们可能有顾虑。其实，你们根本不用顾虑，因为香港报纸会把消息传到内地来，传得很广。”

而当年的央视《焦点访谈》，是朱镕基提及最多的电视新闻栏目。他1998年10月专门赴央视与《焦点访谈》节目组座谈，自称“开播以来，我不敢说是最热情的观众，至少也是很热情的观众”。“很多部长原来不看这个节目，但是他们来参加我召开的会议时，怕我问昨天看了《焦点访谈》没有，所以他们在开会的头天晚上一定会看”。他并称这档节目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这在朱镕基来说，也许就属于“大事办不了，办点小事也好”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