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 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调查

作者：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北京, 关停, 打工子弟学校, 调查

《凤凰周刊》2011年26期 《凤凰周刊》 李光 赵家鹏,作者授权传播

相关链接: [面对面]黄鹤：路在何方（5月23日播出）http://www.cctv.com/news/society/20040524/100644_1.shtml

8月16日下午2点半，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原计划在北京召开的“农民工子弟教育权益保障研讨会”，在两次更换会议地点之后，仍“因为某些因素”而临时取消。

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育红学校的校长李阳，在前来赴会时，半路上被镇政府电话召回，通知他马上到镇政府开会。他一回去，镇领导就责令他关闭正在经营的育红学校，“不要有侥幸心理”。

同一天，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要求各区县依照“三先三后”原则，进行分流安置，做好辖区内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工作，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约10万随迁子女在自办学校就读。其中，5万余人在经过认定的合法打工校就读，4万余人在没有办学资格的自办学校就读。这次，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学校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

自2006年大力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以来，这是北京市政府的又一次重拳出击，一时间舆论哗然。分析人士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急刹车：不仅限制购房、购车，还大幅度削减高校毕业生留京指标，这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风暴，应该也是行动之一。

去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突破了2020年常住人口1800万人的总量控制目标。看来，北京这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背后或许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取缔风波

李阳是5月9日接到取缔通知的，取缔原因是“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中小学校舍的建筑质量和安全隐患，确实是北京市政府当前的关切重点。“5•12”汶川地震后，北京市连续三年斥巨资加固校舍。而这次关停的24所打工子弟学校，大部分都存在违章建筑需要整改拆迁、校舍租赁到期无法续签、南水北调工程蓄水必须限期腾退等现实问题。

但指李阳“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还是让他大为吃惊。因为就在昨天，他刚刚接到区教委的整改通知，称整改达标就可以继续办学，“怎么才过了一天就变成取缔通知了呢？”

李阳到大兴区教委申诉，被告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学校一切事务都归镇里管，区里无权插手”。而且，因为校舍属违法建筑，所以李阳得不到任何补偿。在担心自己的债务之外，李阳想得更多的是“学校里的八百多个孩子怎么办”。一时间，他心灰意冷。

2008年，李阳接手了现在的育红学校，原来的校长因为学校长期亏损而转手，“当时是几排破平房，有800多平方米。”李阳又花了几十万元重新对学校进行装修。

2010年5月，学校接到北京市和大兴区教委通知，要求加固校舍，不然就取缔。由于育红学校房屋过于老旧，只能进行重建。李阳夫妇找到房东，三番五次苦苦相求，房东看到两口子可怜，终于同意双方各出资100万元左右，重新建起两栋两层教学楼，面积3000多平方米。

这次重建，李阳借遍了亲戚朋友，还贷了六万元的高利贷。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但李阳仍没有拿到办学许可证，他被告知“办学许可证从2006年起就不再发放”。不过，大兴区教委给他开具了一份书面证明，称该校是“大兴区教委规范保留的一所专门接收流动人口子女的自办学校”。

拿到这纸证明，李阳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和其他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一样，接受镇里和区里的管理，到时候去开会，时不时接受各种检查，“要求都一样，只是待遇不一样”。李阳说的待遇不同，是指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每年可以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

“教委的人还跟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发办学许可证了就给我们办。”李阳满怀希望地等着，没想到最终等来的却是一纸取缔通知。

三千孩子有学上了

西红门镇共有10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5所学校有办学许可证，1所学校有房产证。据记者了解，两证之中只要有其一，便不会被取缔。

和育红学校一起在取缔之列的，还有田园学校和建新庄学校。他们手里也都有规范保留证明，也投资重建或加固了学校，但是因为没有房产证，都没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仍难逃“违法建筑”的命运。

这 些学校关停后，学生分流成为头等大事，北京各区县陆续出台了安置办法。大兴区将学生分流到其他有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学校。朝阳采取两种方式分流学生：如果分 流孩子可以办理现居住地的借读证明，就可进入公办校免费就读；如果没有借读证明，教委会将孩子分流到教委委托办学的学校。

海淀区红星小学、新希望小学关停后，其所在地东升乡政府工作人员告知家长，要求家长自行办理“五证”，随后可向公立学校申请入学。但有些家长费尽力气备齐了“五证”后，仍要交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的赞助费，才能取得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

新 学期开学在即，有家长跑来向李阳哭诉，“你这个学校要是不办了，俺的孩子真不知道去哪上学。”此前，她曾带孩子去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报名，对方告诉她， “早就招满了，而且不招收插班生。”还有一位家长情绪激动：“李校长，他要是不让你办，我就带着家长们到镇政府去闹事！”

李阳表示自己会继续争取，并宽慰他们：“政府会给你们的孩子想办法的。”

镇政府果然没有让他们失望。8月22日，记者接到公益律师田坤发来的短信：“西红门镇教委口头通知不取缔四所学校，田坤为三千孩子给您鞠躬致谢。他们有学上了。”

打工子弟学校经营困局

与被取缔的学校相比，那些有办学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也是捉襟见肘，艰难度日。

徐建敏是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中唯一一位亲自任教的特级教师，这个学期刚刚结束，他就赶紧离开了学校，逃回老家躲债。原来，由于所任教的学校资金链断裂，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徐建敏无法按时交纳房租，只得举家离开，躲避房东。

在这个夏天，还有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主动离职。“没有办法，物价越来越高，农民工子女学校老师的工资却越来越低。”明欣学校一位语文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200元，加上民间公益基金的补助，仅够1800元。明欣学校位于北京昌平区东小口村，是当地知名的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

明欣学校校长胡明对本刊记者表示，教师工资过低源于学校入不敷出：“学校一年房租20多万元，加上工资和教学资金，一年办学成本要70-80万元。然而，目前学校小学部和初中部加起来只有700名学生，小学生每人每学期收600元，初中生每人每学期收1200元，有的学生是在困难，100、200元交一个学期学费也算了，总而言之，所有收入加到一起每年甚至够不上成本。”

明欣学校并非特例，北京行知学校创始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日新汪唯基金办公室主任黄鹤曾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算过一笔账：500人的学校，每个学生每学期按600元收费，一年收入总计60万元；学生总数500人，若每班40人，一个班配备2个老师，那么需要25个老师；老师每月工资1200元，一年工资成本则是36万元，加上校舍房租20万元，水电费5万元，不算其他杂项，总计已经超过61万元，入不敷出。

资金压力下，众多农民工学校亦开始提高入学费用。上述明欣学校学费下学期已经从600元涨到了800元，但考虑到学生家庭的负担，学费难以大幅攀高。胡明校长说：“我们的学生都来自农民工家庭，大多住在简易出租房中，有的家庭每月收入不过一千多元，却要负担不止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我们没法收费太高。”

采访中，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对记者坦言办校十年辛酸：“十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因‘非法办校’被抓了起来，后来各处疏通活动，挂靠在一公立学校名下，学校才得以开办。办到中途，应政府要求学校动迁，只好借钱搬家，到最后一分钱没挣到，反倒是举债十万。”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困境，北京市政府虽然每年都有专项拨款改善办学条件，但杯水车薪，离人们的预期仍有距离。业内人士指，在这方面，北京需要向上海学习。

上海虽然和北京一样，先后关闭了10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但早在2008年，市政府就推出一个“三年行动计划”，旨在保障农民工同住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

3年中，上海市共投入103.79亿元，建设中小学和幼儿园363所，而同期北京市的公办小学却从2005年的1387所减少到2010年的1136所。两相比较，上海在增加公办学校接纳能力方面，确有值得北京借鉴学习的地方。

（实习生姚雪鹏、黄轶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