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國學大師章太炎曾向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劉復（劉半農）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詩經》裏面的詩，很多是當時的白話，《左傳》裏面的對白，也是當時白話。唐朝的語錄、變文，到今日仍可以讀得明白，例如禪宗六祖慧能的《壇經》，現在的人也毋須太多語體註釋就讀懂。
到了宋代，文人的白話著述流傳甚廣，明代更將白話的說書著錄為小說文本，於是有《三言兩怕》、《水滸傳》、《西遊記》等白話文學，連帶《三國演義》、《七俠五義》等淺白文言小說，幾十年前的小學生也視為課外讀物，當年很多坊間的印本都無註釋，電視台改編，也是盡量採用對白的原文。於是我們小學生的時候也懂得「先生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望祈恕罪」、「相請不如偶遇，就到寒舍飲杯水酒好麼」之類的客套。豈有如今日的大陸人，稱己妻為「夫人」，稱自家為「府上」，店舖搬家，門口自貼「喬遷啟事」？
張中行的《文言與白話》（一九八八初版，二〇〇七重印），就講述了文言與白話的悠長歷史，文言與白話是彼此互相交通的，難分難解的。你誤以為是文言的，其實是古老的白話。你以為白話容易懂，其實文言更容易讀，因為白話到了下一代，失去口傳之後，很多語彙變成「死語」，無從稽考。
寧馨兒、阿堵物、莫須有
《詩經》很難讀懂，就因為很多詩歌是民謠，是白話詩，那白話經歷戰國與秦朝之後，口頭傳承斷了，就難解了。《楚辭》難讀，也由於內含太多失傳的楚國白話。反而文言由於有既定的通行語彙，承先啟後，歷代傳承，到了現在，我們也可以讀懂《史記》。
至於讀《史記》，敘述的部分用文言，容易讀；對話的部分用白話（漢朝的白話），就好難讀。《史記·陳涉世家》記載，陳涉稱王之後，榮華富貴，窮鄉里來探他，便感嘆﹕「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夥頤就是白話的感嘆詞，沒得解的。 魏晉史書的「阿堵物」（此物）和「寧馨兒」（如此孩兒），都是口語。寧馨後來改換語義，變成俊秀美好，合音之後，在粵語口語傳承下來，就是那個「靚」字，問你服未？宋朝秦檜向岳飛講的白話「莫須有」，我們仍在用，但意義如何，就眾說紛紜，考證不出，要等到近代語言學家呂叔湘，才考據出是「恐怕有」、「別是有」的意思，方始有個定論。粵語的「怕且有」，也只有粵人明白。宋朝的口語詞「恁」，例如歐陽修的《玉樓春．酒美春濃花世界》詞﹕「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在。」那恁字不是艱深的文言，原來是廣東人依然掛在口邊、但變了音的「咁」。粵語很多語助詞，今日有些講普通話的北方人視為「南蠻鳥語」，其實是古代的白話。
《尚書》（書經）難讀，不是由於用的是文言文，而是用的是周朝的口語。《三國演義》可以流行，是由於敘述和對話都用了簡淺的文言；《水滸傳》有些難讀，是由於對話用了宋朝的山東白話。然而，由於不用白話來寫對白，《三國演義》的人物性格塑造不及《水滸傳》之豐富。這些觀念，都要弄清楚的。
誤以為講話容易
口語先於文獻，口傳先於刻印，這是無可置疑的，所謂文言，是基於白話基礎，不同語區的人聚在一起，要寫或者講某種大家都明白的語詞套式，就成了文言。漢朝是中國文化最為關鍵的朝代，除了經典（五經）、祭禮（周禮）、行政領域（郡縣）及官制（儒官）之外，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文字和言談方式在漢朝定下。漢朝有字典（《說文》），簡易、明辨而優美的漢字書寫方式（漢楷），並有中國歷史的故事講述方法﹕《史記》和《漢書》。歷代文人讀書，必須精讀《史》、《漢》，否則難以掌握最先的漢文敘事方法。
文言是通用中文（common Chinese）的根底，也是接通漢土和周邊古漢文區（日本、韓國、越南）的基礎。很多香港的老師、家長或學生以為白話容易而文言困難，為了寫好白話，便要學普通話。其實白話也是很難寫得好的，有時比文言更難寫得好。文言只是詞語偶有古奧，但有規格可循，有辭書可解，自漢朝之後就定型，也不受方言限制；白話則規格鬆散，而且是否以方言入文，依方言寫作之後的文句韻律如何，其他省市的人看起來能不能解，後世的人看了能不能解，嚴肅的作家、官方的秘書落筆的時候，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即使依照北京方言或中州方言，也要考慮能否通解及文句韻律的問題，能否望文生義、文句鏗鏘，不是真的可以「我手寫我口」。
白話是用來創新思想的
即使開口講話，都要邊說邊想，不斷調整過來的，看看對方是否明白，我能否講得更好一點。講話並非容易的事，「我手寫我口」的說法，之所以可以迷惑人心，大概就是以為講話純是肌肉動作，書寫是思想動作。文人寫白話，絕不是鬧着玩，貪圖低俗，容易流傳，而是要開動思想，只有活潑的白話才可以擺脫文獻羈絆，創新思想，禪宗的語錄、機鋒，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如王陽明的《傳習錄》，用的就是白話。
民初用洋化的白話，創新了什麼思想呢？有幾多部哲學思想巨著留下呢？白話文的方向，是否應該再回想一下？
《文言和白話》
作者：張中行
出版：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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