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盲目入党是中国大学教育的悲哀_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大学危机。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其实早就没有了大学，大学的灵魂早就被抽空，大学早就成为行尸走肉，不成其为大学了。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大学危机还突出地表现在，大量的党团机构充斥在大学之中控制并垄断了大学教育的一切权力和资源，大学已经完全沦陷为官场的附属品。这是政治权势侵入大学之后的显著表现和后果。从一些大学生们盲目入党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浮躁、犬儒化和功利化倾向我们也能窥视当今中国大学的内在忧患和精神危机。

大学生入党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大学的一个潮流，一个特色。一方面是来自于执政党自身超强势的宣传造势，另一方面来自于一些大学生对个人前途的考量。于是，许多大学生纷纷选择入党，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这个问题原本不必大惊小怪。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确实有大学生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追求自愿申请入党的。但是，当我们追溯到大学精神的本原，再观察一下身边的一些大学生入党的动机及其表现，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无动于衷。至少，据笔者的观察，一些大学生处心积虑谋求入党存在着盲目、浮躁和势利化的不良倾向，而一些政工老师对大学生入党的不恰当的引导和鼓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笔者对中国高校出现的大学生盲目入党的现象深感忧虑。

首先，大学生盲目谋求入党背离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首先体现在它的内在价值追求——“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还体现在大学和政治的关系上——大学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保持对政治的批判和对真理的追求。受德国教育家洪堡思想影响颇深的蔡元培，提出把北大建成一个像柏林大学那样学术独立、追求自由的教育机构。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就开宗明义地宣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席演讲虽然名为对北大学生求学宗旨的校正，但实际上也提出了大学本身与政治的关系。蔡元培认为大学既然是纯粹传授和研究学问的地方，那么，尽可能地防止政治干预就是大学实现独立自治和维护学术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则根本无从谈起大学精神的塑造。众所周知，自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之后，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执政党全面统管中国大学的一切权力和资源，并确立了党对大学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自此大学完全沦为政权的婢女和庞大官僚专政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中国大学自蔡元培先生开创的优良传统——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遭到彻底破坏，至今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一股独大的党团活动占据了大学教育活动的中心地位和全部领地，大学生也被教导驯化积极入党、向党表忠心和一切跟党走，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阉割自己的精神追求，这和现代大学所追求倡导的自由、独立精神完全相背离，也扭曲了大学和政治的正常关系，使得政治权势通过党团活动实现干预、控制大学教育之企图。

其次，一些大学生盲目谋求入党呈现出犬儒化、功利化的倾向，以牺牲个人人格和独立思考为代价换取入党的门票。东西不少大学生写入党申请书或者所谓的思想汇报材料，完全是网上一大抄，而且有许多网站提供了现成的范本和模式，写出来的东西完全是八股文之类，表现出来的是令人作呕的“表态”文化、“太监”风格。有的大学生为了能入党，委曲求全，畏首畏尾，报喜不报忧，自我矮化、自我阉割，甘愿被“统一思想”，为五斗米折腰。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大学生为了能入党不惜把自己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轻易转让与人，全然不懂得运用自己的表达权和自由思想，只知道一味地表态顺服，不珍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由精神、独立思考和追求真理为何物，更不知道大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为何物，其实也没有人教育引导他们这样去思考。相反，他们倒是学会了圆滑世故、弄虚作假、急功近利、言行不一、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官本位崇拜等等这些和大学精神格格不入、完全世俗化的东西。在这里满是世俗利益的铜臭味，哪能见得上一点人文理想的气息呢？我为中国大学教育结出这样的苦果而深感悲哀。笔者刚上大一的时候，班长就号召大家写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当时笔者也写了，但是笔者所写的申请书和别人的很是不同，因为笔者在申请书中提到了并反思了执政党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错误和悲剧以及由此导致的灾难。某同学看了笔者写的这篇入党申请书后说道：“你这么能这样写？你还想不想入党了？”我辩驳道：“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写？我写的都是事实呀，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难道仅仅只说‘伟大、光明、正确’就是对党忠心吗？”

毋庸讳言，现在有些大学生入党动机很是功利化。我以前曾听班上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到政法机关混，不入党绝对是不行的。”我还有个大学同学为了报考公务员突击入党，许多程序都省略了，因为和某老师的关系好，真让人瞠目不已。原来入党在一些大学生眼中完全成了混入官场的敲门砖。在他们心中官本位意识是多么的顽固，这和现代民主社会所要求的公民意识完全背道而驰！

再次，不恰当地鼓动大学生入党，完全不看人品学识，而是用单一化的政治标准这把剪刀裁剪大学生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使广大青年学子们“于不知不觉之间从党的立场和一孔之见来看世界，看人，看事”，“憎恶党所憎恶的事物，喜好党所喜好的事物”，完全抹煞了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大学本应有的自由精魂。实施党化教育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一批毫无节操的顺民！这不仅是大学的悲哀，也是执政党的悲哀！

政治权力凌驾在教育之上，政客领导教授，权术控制学术，大学教育缺乏最基本的自治权，并成为限制和控制青年思想和言论的驯化工具。这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苦涩现实。有学者就此尖锐指出：“只讲政治标准，不讲学问人品，是中国大学百疴缠身、是中国大学不成其为大学的根本原因。”

最后，大学生盲目入党是党化教育侵入大学之后的表现和结果。中国党化教育运动的始作俑者是国民党，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国民党时期，党化教育开始是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树立党团组织，企图控制学校机构；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强行灌输某种思想和主义，传播政治神话，全然不顾学生的个性成长。三民主义成了不容批评的金科玉律，虽然没有写进宪法要求国民必须坚持，却强行灌输，在公立的学校中培养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够把知识分子完全纳入体制枷锁，却曾经试图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而对其思想和言论进行限制，并且试图通过学校教育灌输党派的私货，使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党派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做法严重践踏了大学教育应该有的自治权利和自由独立的精神。台湾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曾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判，并指出：“在世界的现状之下，党化教育是不会成功的。退一步说，党化教育即令成功，充其量也不过是造出一批只听一党的话的盲从之众而已。这样的人，离开了党的窝子，根本不能适应外界的新环境，只有成为废料。”在今天的中国，党化教育继续毒害着青少年的人生和思想，侵蚀着他们的人格和精神，真是贻害无穷！

中国大学要走出“百疴缠身”的局面，首先必须使大学教育从政治权势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恢复和实现大学的自治，这也是我们国家建立现代化民主社会的根本问题。大学的自治是保证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根本要求。美国大学在20世纪初就确立了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的原则，来保证教授的权利，真正做到教授治校。中国近代现代大学的开拓者

蔡元培先生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胡适是蔡元培后继者中在大学理念与蔡元培最接近的，也是继蔡元培之后名声最响的北大领导人（先后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校长）。但胡适一生在办学实践上更能体现他对大学自治的追求的，并不是在他的北大校长任内（1945-1949），而是在他的中国公学校长任内（1928-1930）。他在主持中国公学校务时，学校不挂国民党旗，不上总理纪念周，这在其它受所谓“党化教育”影响日深的大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中国的大学要恢复民国时期的元气，首先需要蔡元培、胡适这样有魄力、勇于追求真理的校长。治大学之人如果没有那种追求和捍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圣徒气质，任何拯救大学的努力都将归于无效！我们相信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人，但如何让这样的人脱颖而出治理中国的大学才是真正的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