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十九世纪初英国崛起为“日不落”的帝国，也正是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好和华尔街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步。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國靠着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正从世界最穷的国家的行列走入中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但是，这一过程不过是“脱贫”。人要“脱贫”，只要勤奋自律，凭着卖力气大致就可以。但“脱贫”后要“致富”则不那么简单，要从事更为高级复杂的工作。中國的经济发展势头要想维持，就不能仅仅靠等着外国公司的订单、等着外国的投资。中國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

　　靠什么在中國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在这里，让我重述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购买力计算，2008年美国ＧＤＰ以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中國则以将近八万亿排名第二；日本的ＧＤＰ总量仅为四万三千亿，远远落后于中國而屈居第三。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2008年中國的ＧＤＰ也达到四万四千亿，仅次于美国（十四万亿多）和日本（四万九千亿），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三万六千多亿），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國的ＧＤＰ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但是，以如此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中國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世界级金融中心，设在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巴黎、法兰克福、芝加哥、香港等地。其中香港虽然属于中國的特别行政区，但其经济乃是大陆经济的边缘，按国际惯例，其ＧＤＰ总量另外计算，不属于常规ＧＤＰ排名中的中國经济体内。中國大陆城市在各种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中名次最高的是上海，但很难见到上海排入前二十名的。这种缺乏世界级金融中心的状况，已经和中國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其不相符。比如，中國在过去四分之一的强劲发展中积累了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却几乎只能认购美国的国债、购买美元资产，并冒着这些积累随着美元贬值而大幅度缩水的危险。想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保值，却也要听命于人。这说明中國如果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级金融中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这大概也是 2009年4月29日中國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原因。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 到2020年，要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他进一步介绍说，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基本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三是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四是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

　　可见，中國政府已经有了长期的战略考量，要把世界的金融中心建在中國。面对这一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金融对经济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二，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条件是什么。要令人信服地回答着两个问题，就必须具有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理解金融与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

　　金融决定大国兴衰

　　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竟被英国的一支现代化舰队跨越半个地球轻松击败，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如果从经济总量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如此脆弱？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军事、工业、科技、文化等等方面给了我们许多原因。但是往往漏掉了金融。

　　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十八世纪中國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今日颇有些相似之处：中國货物大量出口欧洲，欧洲产品在中國却没有市场。对中國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欧洲国家不得不用白银（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支付从中國的进口。中國成为吸取世界白银的无底洞，造成了欧洲的白银紧张。这和中國产品遍及全球、中國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的今天是何其相似！鸦片是英国用来平衡与中國的贸易逆差而发明的出口产品。鸦片大量流入中國，彻底转变了中英的贸易平衡，使中國从大量的贸易顺差走向贸易逆差，白银不断外流。当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时，伦敦已经在拿破仑战争后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着活跃的股票市场。而中國虽然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无现代金融可言。不要说股票市场属于闻所未闻，甚至连通行的白银也没有钱币化。市场上大量流通的是外国银圆。也正是因为有现代的金融市场，英国政府可以长期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要知道，当时一只现代化战舰，价格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一座最大的工厂。一只舰队，就等于全国最大的几个企业飘在海上。跨越半个地球的远征所提出的财政挑战可想而知。但英国政府对此能从容应付。而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无金融市场所依赖。其政府财政还是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

　　那么，金融市场为什么如此神奇呢？我们不妨简单回述一下世界金融史。

　　现代金融市场起源于西方。以粗旷的线条钩勒，那就是从以佛罗伦萨等獨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最后到达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和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中世纪以来的大国兴衰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都是被这种金融的潮涨潮落所决定。

　　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以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为主宰。但是，以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獨立城市为中心北部意大利地区和以布鲁日等城市群为中心的西北欧“低地国家”（相当于今日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北部、和周围的德国部分地区）成为两个例外。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享受着相当充分的自治，城市由工商阶层而非封建王侯主宰，在经济上则以工商贸易为主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其中“低地国家”的主业是毛纺业。北意大利城市则在手工业以外主宰着海上远途贸易，即使是地处内陆的佛罗伦萨，在崛起为能和“低地国家”抗衡的毛纺业中心的同时，也通过金融的手段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原材料贸易。在1300年以前，这两个具有初期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由经过法国香槟地区的陆路所连接，也导致了香槟地区贸易的繁荣。

　　虽然这两大地区经济都相当发达，但在金融方面，还是意大利城市国家先行一步。这里的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特殊性质。海上贸易利润丰厚，但风险大、旅途远。最重要的的是，海上贸易需要大量的、长时间的投资。在地方的简单商品交易中，一个纺线的农妇可以早晨拿几个钱到市场上买些棉花，第二天早晨拿着纺好的线到市场出售，随即用所得的钱再购买棉花、回家开始下一个生产周期。这是江南方志上记载的中國农村典型的工商贸易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农妇的利润非常小，但她除了第一次买棉花的钱外，几乎不需要什么投资，而且最初这笔小投资也马上可以收回来。海上贸易则不然。一条船出海经常要一年半载，在远方大量收购奢侈品需要巨额的资本。因此，海上贸易的繁荣，就必须以长时段、巨额的投资为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商人创造了贸易伙伴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有两种：一种叫societas maris：海运商人出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者出三分之二，事成后大家均分利润。另一种叫commenda，据说是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学来的，更接近日后的股票投资：海运商人本身不出资本，资金全由不亲身冒险的投资人支付。等商船满载而归后，投资人获得四分之三的利润，航海的商人则获得四分之一。这样，投资者和经营者彻底分离，颇有些现代上市公司的味道。早期的金融，也从这里起步。在这些城市中，工商信贷渐渐成了气候。我把这些城市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华尔街”。

　　这一“中世纪的华尔街”，使意大利这几个本不起眼的城市国家异常强盛。比如，威尼斯就靠着自己雄厚的财力，领导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君攻克了从来没有失守过的君士坦丁堡；后来甚至一度囚禁了欠债不还的拜占廷帝国的皇帝！象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国家，在顶峰时期其人口也不过十几万人，但却能支撑当时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并且殖民地遍布地中海，长期维持着海上霸权。所谓“炮舰外交”，就是威尼斯所发明的。由于有了初期的金融市场，这些国家在危机时刻通过向市民发放国债来支付战争费用，并发展了国债的次级市场，使国债可以如同股票一样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另外，意大利的大商人不仅向本国的政府放贷，而且还成了欧洲各封建王侯的债主。比如佛罗伦萨的几个超级公司，就频频向英王室放贷。作为交换，英王室给予这些公司出口英格兰羊毛的特权，使佛罗伦萨控制了毛纺业的原材料。

　　1300年前后，连接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海路打通，意大利金融势力绕过法国内陆，通过地中海－大西洋航线直达“低地国家”，开始了在西北欧的渗透和扩张。但到了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非洲大陆到达亚洲的航路，打破了威尼斯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哥仑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白银通过大西洋滚滚涌入欧洲。同时，奥斯曼帝国征服了拜占廷，并在地中海上获得了军事优势。意大利城市国家失去了对传统贸易航线的控制。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低地国家”的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相继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十六世纪末，这一地区奋起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经过了八十年之久的獨立战争，以北部荷兰为首的诸省终于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形式獨立。阿姆斯特丹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取代了南部的安特卫普，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尼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的果实，不仅标志着第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也把世界带进了现代。要知道，当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第一帝国，也是世界帝国，直接统治的人口就达两千万，而且几乎垄断了美洲的白银，即世界主要的硬通货。尼德兰仅仅是这个帝国北部的“低地国家”北端的弹丸之地，是几个省构成的松散联盟，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在军事、人力、资源、财力等方面，都不可能成为哈布斯堡的对手。尼德兰最终的胜利，就如同后来在美国獨立战争中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战胜大英帝国一样，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这个奇迹最深层的原因，就是尼德兰所倚仗的金融市场。

　　尼德兰属于“低地国家”中后起的北方地区，秉承了“低地国家”从意大利学来的金融传统。不过，作为学生的“荷兰金融”，比起作为老师的“意大利金融”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首先，虽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发明了国债，但国债的发放经常还是根据贫富强行摊派。荷兰则迅速摆脱的这一强制模式，把国债作在市场上推销，让投资者自由认购。第二，国债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不仅各国投资人都来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购买国债，而且各国政府也通过这里的银行发放自己的国债。也就是说，国债的买卖双方都可能来自境外。而意大利的国债发放，对外国人防范很严，比如不让外国人直接认购国债，在次级市场购买后又砍其利息等等，生怕自己的财政被外人控制。总之，荷兰的国债几乎彻底市场化了。再有，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也从此诞生。这种股份公司比意大利海上贸易的合作伙伴更进了一步。意大利式的贸易伙伴是一次性的。商船出一次海投一次资，满载而归后大家分成。这样，商人每出一次海就要募一次资，资本供应很不稳定，很难进行一两次航行以上的长远规划。上市公司则不同。投资人通过买股票投资，但无权临时撤资，要拿回钱来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的股票在市场上抛售。这样，公司有了稳定的资本投入，投资者需要钱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

　　“荷兰金融”之所以能有这些创新，根本在于整个尼德兰的政治结构是以地方自治城市为主体，各城市的政府多为共和政体，行政权力由地方贤达所掌握，受到市民阶层的制约，不象王室那样肆意妄为。荷兰省议会决定的财政拨款，也必须经过各城市代表参加的投票表决。任何一级政府决定发放国债，都要考虑未来的偿还能力，同时也不敢赖账。因为债主多是市民，具有影响政府的力量。这样，因为有借有还，政府信誉就好，发放国债时不必强制，只要利率有吸引力，投资人自己就来购买。购买的人多了，国债就走俏，政府可以压低利息，借起钱来也就便宜。这是“荷兰金融”之精髓。相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没有这些制约，肆意搜刮，而且经常借债不还，金融信誉很差。一般的商人，除非在非常高的利率利诱之下，否则不会贷款给这样的王室。要知道，尼德兰对哈布斯堡的獨立战争打了八十年，旷日持久不说，还有其他列强卷入，耗资甚巨。美洲的白银也不够哈布斯堡用的。哈布斯堡需要借债时，利率一般都是两位数，甚至有到20%以上的。尼德兰一方因为有阿姆斯特丹这样的金融市场，政府金融信誉又好，借债时利率也就五、六个百分点。这样低的费用，使尼德兰一方在危机时刻可以大量低息借贷，最后拖垮了背着高利贷的哈布斯堡王朝。

　　等尼德兰获得獨立后，阿姆斯特丹就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欧洲除了普鲁士外，各国政府都来这里通过发放国债借钱。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没有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哪个国家也打不起仗。后来尼德兰的统治者奥伦特亲王威廉三世密渡英吉利海峡，出人意料地登陆英格兰，掀起“光荣革命”，抢夺到英格兰的王冠，建造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这一庞大的冒险，靠的就是在阿姆斯特丹金融界的秘密借贷。他王座坐稳后，又说服英格兰议会采取荷兰的金融体制，发放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税收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消费税的征收，保证国债的偿还。他从荷兰带来的一批金融专家，也正好帮助在伦敦确立的这种制度。“荷兰金融”变身为“伦敦金融”。后来美国的獨立战争，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的联邦政府也到阿姆斯特丹通过发放国债借钱。不借用荷兰的金融体制，美国怕是也没有资源獨立，至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獨立。

　　作者:薛涌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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