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劳逸《毁灭的种子》
Eastman, Lloyd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摘要
结论 风暴与革命
国民党北伐后，中国一世纪来分崩离析几至不存之政治体制开始整合，然横有各省军阀，纵有乡间士绅，其权威十分有限。国府之结构，复因缺乏足以反映民众需求，实行既定政经改革之行政系统而削弱。
初时左派汪兆铭、陈公博攻击蒋之独裁，鼓吹土改，惩罚反革命，行党内民主，促成自主之农工群众组织以改善与人民之关系。蒋于28压制之，令左派中坚之青年专心读书，不问政治。国父“党、政、军”之轻重顺序一变为“军、政、党”。南京10年，军队成为革命主干，蒋则统御一切。蒋之政治理念乃成国府特质之一大决定因素。蒋对政治过程之见解十分传统：政治乃精英之竞争。为扩张权力，乃结合操纵一批精英以抗反对之精英。蒋未见彼时世界强国皆能动员大部人民之支持（非仅精英），不识精英结构外亦能产出权力资源。蒋不谙群众政治心理，其民主与群众支持之概念，乃是人民应当服从领导者，故从未发展参与管道，强化经济措施，以巩固政权之社会基础。当时左派若得势，或亦会有相同弊病，然蒋之压制左派，无疑舍弃改善政府基础，使之受支持、有效率之措施。
国府20余年统治，所受之挫伤莫大于抗战。（一）最直接之伤害乃削弱国军。Theda Skocpol：即使合法性大幅斲丧，只要武力压制之组织健全，即可维持国家安定，无惧内乱。然国府武力经过抗战已不再健全。（二）政府西迁，丧失原有收入来源、行政机关、贸易门户，退处经济落后，充满敌意之内地，资源动员极其困难，收入下降63%。国府复未能及时修正统治、战斗之方法，而铸成错误：战前国府可赖城市资源、西方正统战术战技（武器来源充足），战时犹望于川、滇迅速建立工业基础，乃将工厂大举内迁，进口机械原料，修筑公路铁道。然租税基础不敷应付支出，通货膨胀之漩涡于焉产生（当时实应着重手工艺，鼓励简单低廉之工业生产形式）。物资来源由城转乡，国府即须发展一套既可求资源征收效率最大，复能保持民众好感与合作之机制，却依然倚赖“头重脚轻”之官僚制度与贪污无能之地方士绅。国府本可发展游击战，但因须改进部队纪律及社会经济政策（因全赖军民之亲密合作），故无成效。最严重之后果：通货膨胀（官员贪污、人民贫苦、军队倦厌无力之主因）。（三）共党坐大。
国府受抗战伤害至深，然何以迟至胜利4年后方始溃败？部分原因在于：①中国人民政治意识偏低，政府对反对者又施以高压；②削弱政权之体制特质亦反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缺乏人民参与政治之社会基础与制度，政府不须直接为其错误负责；③当时军队为政治权力之主要来源，政权倒台最有效之方法乃武装叛变，44年地方军人同抗中央，很可产生如此结果，然蒋毕竟是操纵政敌之能者；④政权之持续，亦因其能容纳而非反对现状：当时若行土改，完全控制税赋、征兵过程，强地方军人释出兵权，必生大规模之叛乱，保持现状非缔造健全政府之长计，却足以维系国府地位于一时。
若非战后苏联在东北之干涉，国府生命或可延长：国民党或可致力战后重建，不发生大规模内战，东北资源可流入关内（44-45：铸铁生产为关内一年最高产量之8.5倍，电力2.5倍，水泥8.5倍，大豆354.9万吨，仅此每年可得6-9千万美元外汇，木材亦可补进口需求之急）。关内工业部门因缺原料燃料，消费品供不应求，因而倚赖进口，国府外汇存底至47/3几已用尽，本土工业亦受损害；农价因进口而降低，农民受害，农村重建拖缓。最重之伤害在于造成通货膨胀：45-49，政府支出之65-70%用于军事，其中多用于东北，支出之来源端赖印行纸币，赤字达65%（约等于军事支出）。
然苏联之占据东北，至多只是政权溃败之一近因。基本之肇因则深植于：①军事—专政政权之结构性缺陷：缺乏社会基础；②抗战之影响。苏联干涉乃一阵风暴，大厦之倾毕竟肇因于梁柱之已蚀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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