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苏轼做了宰相
丁启阵
方勺《泊宅编》、陈鹄《耆旧续闻》等多种宋人著作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仁宗赵祯在贤良科考试中录取苏轼、苏辙后，喜形于色，认为自己录取了两个日后可以为赵宋王朝挑大梁的人才。其中《耆旧续闻》是这样说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宋史》苏轼传记载，英宗皇后高太后牢牢记住了仁宗的话，一直想要重用苏轼。将苏轼从常州团练副使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时，高太后向他透露了个中原因：是仁宗皇帝的遗愿。仁宗生前每次诵读苏轼的诗文，嘴里总是“奇才！奇才！”赞不绝口。可惜的是，没等任用苏轼，他就驾崩了。神宗赵琐，也多次想要重用苏轼，但是，都因为遭到宰相的阻挠而作罢。高太后听政期间，苏轼前后担任吏部尚书（七个月）、兵部尚书（一个月）、礼部尚书（九个月）。可以说，苏轼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历史事实无法逆转。高太后逝世后，因为先后反对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苏轼成了两派均视为眼中钉的人物，很快就被贬到遥远的惠州，接着是更远的儋州。最后，死于遇赦北返的途中——常州。
但是，解读、思索历史不妨假设：假设苏轼做了宰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认为，假如苏轼做了宰相，他的政绩应该在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上。
王安石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人才。但是，正如朱熹所说的，他固然有“文章节行高一世”、“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等优点，但他也有“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等缺点。尤其是，他早年借以树立声誉的吕公著、韩维，举荐他的欧阳修、文彦博，提拔他做副手的富弼、韩琦，好朋友司马光、范镇，王安石执政后都“排斥不遗力”。急躁冒进，众叛亲离，王安石的改革，失败是必然的结局。有人把王安石新政失败归因于司马光等旧党的反对。我认为，这种论调是可笑的。作为政治家，具备抵御反对派的能力是先决条件。再者，王安石两度执政，前后好几年，事实足以证明，他无法取得成功。关乎社稷苍生的政治，不应该允许政治家无限期地做实验。三四年一个任期干不出一点名堂，就应该回老家去种红薯！民主政治讲有限任期，这是历史教训的结晶。
毫无疑问，司马光是君子式人物。《宋史》本传言其“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另外，“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在衡量人物偏重道德品行的国度，他的民望极好，一度出现人人希望他担任宰相的情形。死时，又几乎出现举国哀悼类似国葬的场面。但是，经世济民，不能只是以德服人，以德感人。司马光政治理念的狭隘与为人处事的固执，决定了他只能是王安石的反对派、对立面。脱离实际，过犹不及，不可能在利国利民方面做出实际成绩。
苏轼是介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人物。苏轼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主张“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不难想象，由苏轼执政，他一定可以避免王安石的急躁冒进。按照苏轼的心胸性格，一定也不至于众叛亲离。司马光是苏轼一生敬重的人，他没有太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从他跟司马光发生政见分歧后连声喊叫“司马牛”这个情节看，他对司马光的固执也是很不满的。苏轼对保守派的不满，来自较为客观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由此可见，苏轼执政，是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不至于出现脱离现实瞎指挥的情况。
事实胜于雄辩。苏轼为官，所到之处，均有建树。随手举几个例子：王安石执政期间，他“因法便民，民赖以安”。在徐州，黄河决口，形势危急，苏轼率领禁军，驱使准备逃离的富人返回城中，组织筑堤，加固城墙，他本人日夜住在城上，数过家门不入，终于保全城市，未受洪水侵害。在杭州，苏轼疏浚河道，修筑长堤，挖掘水井，在西湖中种植菱藕。其中，长堤修成之后，在上边种植了芙蓉、杨柳，远望如图画，被杭州百姓称为“苏公堤”，即今“”苏堤。苏轼二十年里两次到杭州为官，因为有德于民，家家挂苏轼画像，饮食之前，虔诚祝祷。甚至建造了生祠，以表敬意。在定州，苏轼整肃军政纪律，“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搏”，“部勒战法，众皆畏服”。终于使将吏有上下级之分，秩序井然。定州人说，韩琦之后，不曾见过这种礼仪。苏轼两次在杭州，两次在跟高丽发生关系时，均坚持原则，维护了宋王朝的尊严与利益。就是在倒霉透顶、没有什么实权的惠州、儋州期间，苏轼也能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人无贤愚，得其欢心”，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可见，苏轼为政，跟他的文艺创作一样，也是多才多艺，无臻不妙。
不难想象，倘若让苏轼做宰相，他也会像写作诗词散文、创作书法绘画一样，做得很出色的。对苏轼而言，左边是诗文书画，右边是社稷黎民，他能左右逢源。
2011-11-4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