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时间过得飞快，文革转瞬成为历史。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世的只剩下汪东兴一人，其余都已作古。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留下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显得特别珍贵。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錫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等21人，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四人。到目前为止，只有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汪东兴有成本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在内地出版，李雪峰生前完成了回忆录《文革十年》，只在期刊上选登了两章，其余尚未发表。陈伯达去世以后，儿子陈晓农整理出版了《陈伯达遗稿》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美国女学者维克特出版了《江青同志》，披露了文革中江青和她几次谈话的详细内容，算是一种独特的口述史。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篇幅比较大，都是他们自己晚年精心撰写，不受官方结论束缚，去世后在香港出版，引起史家高度关注。这三部回忆录，就出版时间而论，以《吴法宪回忆录》为最先；就史料价值而论，以《邱会作回忆录》为最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史料学已经进入吴李邱时代。
下面，我仅从三个方面，谈点读《邱会作回忆录》感想。
其一，这部回忆录独家披露了史家从来不曾涉及的若干高层政治决策。
在通常情况下，中共都是预先内部商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名单，才召开党代会。但九大例外。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政治局的候选名单还没有。次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实际上是商议“组阁”。对于政治局候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五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但黄永胜当时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九届一中全会后与邱会作又有私下交谈，所以，《邱会作回忆录》就是有关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最重要的史料了。
邱会作记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25至30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与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三人小组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錫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二十三人。关于江青，黄永胜在讨论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他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月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说：“我也同意。”
纵观以上过程，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十分微妙。有人据此分析毛泽东的本意是既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常委，也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我认为，不赞成江青进常委，应是毛泽东的本意。此前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说，一月十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曾经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九大）代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但根据毛泽东两次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就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是有疑问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他不让谁上，谁就不可能上。李讷、毛远新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王效禹也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加上了叶群，却有深意存焉。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了候选名单。这样，原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温玉成外，全部进入了政治局。这也是对九大以前权力格局的承认和延续。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否定了造反起家的地方领导干部王效禹，却提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纪登奎和能够“一碗水端平”促成大联合的军队干部李德生进政治局，表明了毛泽东新的政治考虑。
其二，这部回忆录开拓了观察党史军史的新视角。邱会作参加红军以后，大部分时间从事后勤工作，对中共建政前后财政机制的运行都有深切的感受。比如红军东征的动机，延安大生产的起因，中央派他到新四军筹款，以及六十年代中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他都有独到的观察和体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这封信的起因就是林彪送上的邱会作主持起草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钱买不到蔬菜。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嚥：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当时，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1960年5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1961年冬，玉门、酒泉灾情严重，甘肃省委不报告，周恩来只好让邱会作拨出军粮调汽车星夜兼程送到村里，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1962年夏天，吉林农民因为没有口粮，必须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荒，不能锄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量区锄第二遍草，当年可增产十亿斤以上。为此，周恩来又让邱会作借出一千万斤军粮，秋后归还。
当时，来部队的家属猛增。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提出异议，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于是，邱会作到北京周边部队调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的信传达到中央军委，总政主任萧华对邱会作说：“恭喜你得了大奖。”
“五七指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范围。其主要影响有二：一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借重，对军队的借重，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成为一时之风。二是勾划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军队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学、亦民的大学校，工、农、学、商和党政机关也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度荒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
其三，这部回忆录还触及了中国革命最深层的负面因素。邱会作15岁参加红军，18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和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掌握中央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统计数字，上级是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在这部回忆录里，邱会作记述了当时军械科科长胡子昂、总供给部管理科长李跃冤死的经过。他说：“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何方在《送刘英大姐远行》中记述：“一次毛泽东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她就在场。毛泽东还特意问她：‘刘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讲点嘛。’她只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何方谈史忆人》15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邓发果然在七大落选中委。可见当时党内心态之一斑。邱会作评论：“当时中央苏区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邱会作的书有不少地方突破了陈陈相因的流行理念，但这里把罪恶归之于“王明路线”，还是落入了窠臼。邓发也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王明当时远在莫斯科，对红军的影响力更是有限。何方先生对“王明路线”这种习惯性说法的产生过程已有详细分析。我想，还是应当反思这场革命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基本理念和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总结血的教训。
（《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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