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面对危机的，不只是泛民主派的政团（四百几席区议会，起码还保有大约八十席议席），本来已日见脱离群众的社运界及民间团体，可能会受到更大冲击，因为，区议会选举的形势说明，它们没有在社区扎根。”
十一月六日的区议会选举，香港的民主派损失了不少议席，亲北京政府的建制派大胜，令香港不少民主派支持者感到沮丧及不安。冷静下来想一下，区选的输赢，说明香港的政治形势，也在中国这个大局之中。
正如不少区议会选举后的评论及分析所说，今届选举，代表北京政府的中联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帮助其最资深的香港政治代理，即所谓「土共」（工联会、民建联等），以及各个较新近组成的建制派政团（自由党、新民党、公民力量等）及个别候选人（梁美芬、白韵琴等），发挥了建制派史无前例的动员能力。基于各种歴史及政治 考虑理由，中国共产党无法在香港公开活动，不能用国内对付地区人大独立候选人的方式打压参选者，相反，需要运用这些政治代理直接介入选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便会跟其他民主党派进行公平竞争。
北京政府的基本的做法，这是透过「土共」及其他建制派政治力量，扩展了它们的庞大伺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进入社区，利用其利益网络及实质利益，巩固及增加其选民（尤其是中年以上），即所谓铁票及种票，有些区竟然可以一下子增加一至两成选民，而增加的选民又几乎全投建制派候选人。这样的选举工程，起码由回归后便开始，尤其是2003年反国家安全法大游行（即所谓「零三七一大游行」）之后，但现在规模更大。今年选举期间，有传闻有个别地区组织头人可以取得十万计的报酬，帮助向其组织成员及社区街坊拉票，更有人传说小市民可以领到港币三百元投一票。这些传闻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大洒金钱是事实，不少建制派候选人在一个只有几条街道的社区中，招募近三百名「义工」（当然，是否义务则很成疑）；有不少选区更看到有中港车牌的小车或旅游巴士，由边境运载大量已迁居大陆的港人回来投票，珠三角一带的地方党政单位帮忙香港建制派动员选票，我自己在以前的田野考察中便亲身耳闻目睹。此外，选举期间各类的文宣的开支庞大，香港政府规定的竞选经费上限（五万多港币），肯定是超过的，只是建制派一直很有办法用各种方法隐瞒其庞大支出。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大，香港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关系更紧密，以及回归后有意打造的政府﹣商界﹣民间机构的结盟，这股建制力量与日俱增，真是「中国模式」在香港的政治效果。
就以我有参与助选的一区为例，地理上刚好在中联办总部附近（港岛的西环附近），而我支持的候选人是一个新成立的泛民主派团体的年青人，对手是争取连任的区议员。中联办重点渗入的家教会（家长教师会）便在该区发挥作用，同时，家教会又往往能进入中小学的校董会。建制派候选人是以前中资百货公司职员，后来当了律师及商人，有很不错的国内政商关系。他既是该区的商会负责人，也是家教会及该区一所名中学的校董，同时，再连结上众多大厦的业主会。
他不挂民建联或工联会的招牌，自称独立候选人，但是，他根本不用在街头拉票，我去了两天，只见过候选人出现一两次，助选团根本是敷衍了事，有时连扩音器也懒得用，策略上只是来干扰我们，派人来在我们面前叫骂等等。由于区议会选区小，只有几千名选民，他们根本连自己会有多少票也大概可以预先点算出来，投票当日，票站未关门，他们已知自己胜出，大部份助选团提早回家。
这样的一个选举机器，有自上而下伺从关系，亦有自下而上扣连，把许多不同的保守力量及意识也捆绑在一起，但并不会过份的意识形态化，例如，很少打出北京或特区政府的官方口号，只会把一些辞令渗进地区，例如「和谐社区」，重点利用泛民部份激进派（如社民连、人民力量）的媒体形象来丑化整个泛民阵营。所以，它很有亲北京的政治统战意识（事实上，中联办有派干部来巡视，甚至「督军」），也有家长对子女的道德恐慌（我们的候选人被骂为激进及教坏小孩），亦有社区内的既得利益商业集团，依附在日渐入侵的房产及大财团商业，鼓吹发展主义及社区「河蟹」，是一股多向度的建制力量。再加上近日香港吹起反外佣、排拒国内新移民及内地孕妇等等的右翼情绪。有人说，它们在地区有点像国内的居委会及街道办，这有点道理，因为，它在社区中深深扎根，不过，这股建制力量的意识形态及社会成份则更见复杂。
从他们的助选团看，支持者也多以中年以上为主，但也足够取胜，在某些区更靠老人家把不少建制派年青候选捧起来（人口老化的政治效果），打败不少民主派资深议员。不过，我们在区内喊民主派的口号（争取普选、废取功能组别等），喊打倒地产霸权、社区保育、地区小本经济等等，也取得四成的选票，对手较去年也损失了三百张选票；因此，这股建制力量虽强，但也不是无敌的。未来的新机，可能系于经济危机及区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听说，该区的缙绅化带来更多矛盾，例如，选举前不久出现第一幢新式豪宅，而租金也日渐颷升，令小商户愈来愈难立足。
香港民主派的挫败，固然有其自身长期及短期的组织、策略及论述问题，但多少也跟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的扩展力量有关，它如何与香港的保守势力结合，如何形成香港新的保守意识，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要如何对抗，更是难题。
最后，我突然想到，香港区议会由当年港英设立，到回归至今，依然是没有实权的咨询性质的议会，究竟其意义是什么？过去比较多人说是让政党发展梯队接班人，近年更看到其成为政府的民意基础，所有恶法及大基建，都会放在建制派控制的区议会咨询，然后取得合法性。而我想，现在更多一层意义，就是亲北京统治意识形态、文化保守甚至右翼排外意识汇聚的温床，社区大概会成为更激烈的公民社会斗争场所。其实，面对危机的，不只是泛民主派的政团（四百几席区议会，起码还保有大约八十席议席），本来已日见脱离群众的社运界及民间团体，可能会受到更大冲击，因为，区议会选举的形势说明，它们没有在社区扎根。
多个民主派政党被打击得信心尽失，恐怕香港的民主派起码要进入好一段严冬。但是，我们可否有点阿Q地认为，这是一个香港民主派自我更新的必然阵痛？而在这段艰难的道路上，面对的敌人不只是选举中竞争的建制派政党，还有它们背后，浓罩在我们头上的「中国模式」阴影。
（叶荫聪，香港独立媒体执委，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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