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凯阳
来源：人人网
一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面对一个逐渐丧失底线的体制，现代的政治话语——自由民主人权等——似乎越发苍白无力，违法、犯罪、非正义、合法性缺乏这些在任何现代社会都所向披靡的政治话语在体制面前犹如石沉大海，非但在统治者那里显现不出批判的力度，连普通公民也因为随处可见的造假行为（如将专制说成民主，控制说成自由）而对这套话语失去了耐心。所以，面对这些以体制之名施加的暴行，良心、报应、复仇这些传统的道德话语再度盛行。
对于那些作恶者——无论是践踏公民权利的城管警察，还是寄生在体制内的专业五毛——人们不再寄希望基于法律的诘问，而是叩问其良知。在为生存而奔波的小贩与耀武扬威的城管构成的鲜明对比中，希望城管还有哪怕一丝丝的良知；在无钱上学穷困交加的学生与拥着豪车美女花天酒地中的官员构成的截然观景中，希望官员哪怕还有一点点的良心；在践行宪法权利的柔弱公民与虎视眈眈的武警军队构成的场景里，我们仍希望他们尚存一丝正义感。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良知、良心和正义感一丝不存的情况总是构成日常政治的观景，唤醒某些人的良知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所以，在道德诘问的背后，就需要有一套关于现在与未来的算计。如果良知不可得，那么我们也要告诉这些作恶者，你们迟早要遭报应的。毕竟现状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阳光总有冲破黑暗的一天。一旦这个社会发生某些变化，到时候，那些狂妄而无情的作恶者总会遭到清算。这就意味着，如果统治者，不想在未来的某一天遭受今天施暴对象同样的遭遇，那么请不要作恶，至少在不得不作恶（现在还有谁不得不作恶？）的时候将你的枪口抬高一厘米。
二
然而，身陷罪恶之中的人又怎会计算到这一层？他们并非不担心报应，而只是他们认为报应未必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执法，对付的刁民，维护的是政府的威严，这怎么是作恶？即便是作恶，他们也会认为自己只是在工作，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体制可以加以支撑。在这种体制之下，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如果真要追求责任，那就去追究体制吧。而且，他们只是这个庞大体制中的一员，当上级下命令时，他们就不得不服从，当上级定下目标时，他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完成，他们或许有错，但没有这个体制，他们又怎会如此？所以，如果人们要报复的话，报复的对象也不应该是他们，而是体制。
对于作恶者来说，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碰上了一个无人负责的官僚统治时代。无论是暴政还是独裁，总有人要为大大小小以政府名义施加的暴行负责，而官僚统治却是“无人统治”（阿伦特语），这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官僚组成的体制，然而每一个官僚只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没有人可以也没有人可以而且能够声称代表这个体制。在这种制度下，你不知道某一个决策的具体制定者是谁，你也不知道谁应该为某个错误的决策负责。上到最上层的“九卿”，下到最基层的小吏，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负责人。甚至某个城管或警察的棍棒打在你的肋骨上时，你也不会将他看做报复的对象。愤怒因此也失去了方向，所以，当备受侮辱的钱明奇想要通过报复来寻回正义和尊严时，他也只能将炸药对准政府的大楼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官员。
三
所以，某些公务员才会心安理得的作恶，甚至身在恶中而不知恶。他们既不担心现在有谁会追究他们的行为，也不担心过后有谁会记下他们的仇，这一切只是因为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体制存在。
然而，阿伦特告诉我们，体制并不能成为一个人心安理得作恶的理由。因为，作恶总是某一个人在作恶，而不是体制在作恶，这个作恶的个体必须付起法律方面的责任，譬如那个打死小贩的城管、开枪的某个警察。无论他们搬出多少体制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都不能逃脱关于杀人的法律追惩。
你可以说这是上级的命令，这是在体制中迫不得已的选择。然而，阿伦特的追问是，你为什么要进入体制？你为什么要成为体制上的一颗螺丝钉？你难道不能脱离这个体制？既然你有离开这个体制的机会，那么你就必须为你所作的恶负责。即便在某种严酷的环境下，人们失去了沉默和选择的自由，那么作为体制之恶的施加者，你总有机会将你的枪口抬高一厘米，就像警察总可以抬起自己的枪口以免杀死那些为正义奔走的人们……如果你没有，你就是作恶，你就必须为你的恶行负责。
更关键的是，你是一个人，一个能够思考和判断善恶的人，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样的命令应该服从，而什么样的命令应该拒绝？体制是体制，你是你，你是一个人。阿伦特认为，每个人都要与自我对话，你能够与一个杀人犯呆在一起吗？所以，无论在哪种情形下，遭受不义总比行不义好。
这种人之为人的东西，对于那些作恶者来说，对那些丧失了判断力的人来说，对他们进入体制以投机的人来说，他们早已宣告了放弃。你能想象，那些挥舞棍棒手枪的城管军警在家也可能是慈父良母，他们可能是一边玩着Dota一边看着苍井空的普通人，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对普通人下了那么重的手？你觉得是体制吗？体制作恶，人更在作恶。如果只追究体制，而忽略那些一个个具体的施恶者，那我们仍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四
体制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体制就像一个庞然大物，将一切都吞噬进去。不仅是那些体制内以及寄生于体制内的人开口闭口谈体制，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故作深沉的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通盘归咎于体制——坐不起车是体制问题，找不到工作是体制问题，连找不到老婆都成了体制问题。所有人都没有错，错在体制。
所有人都以体制作为开脱责任的工具，所有人都从体制这个庞然大物中寻找到符合自己困境的解释。体制吞噬了一切，甚至连自身也陷入了其中，这成了体制的不能承受之重。然而，恰如哈维尔所言，我们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没有你我对恶行的无动于衷，没有你我对潜规则的追逐，没有你我对体制性福利的向往，没有你我默默的合作，就没有这个体制。我们不仅是体制的同谋，进言之，我们就是体制，我们都应该为这个体制负责。
好的制度，坏人能够变好；坏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这种流行的论断失之简单。好的制度，自然能够防止瘪三作恶；而在坏的制度下，好人为什么也沉沦地狱之中？好人为什么不能坚持做好人？为什么好人也会参与这个坏的制度？
因此，对于那些坦然作恶者，在未来迎接你们的可能是某些受害者有针对性的报复，或许他们也会因为体制的因素而选择与你们和解，然而，道德的叩问和法律的惩处却永远不会结束。正如柏林墙倒塌之后对士兵的审判那样，你们终究会为那挥舞的棍棒和直射的机枪付出代价。
对于那些动不动归咎于体制的普通人，你们也是体制的一部分，你们应该也必须为体制的现状负责。体制会怎样发展，将取决于你们如何对待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