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是以製造鞋子、鈕扣、眼鏡、電掣、水閥以及佔全球總額70%的打火機而聞名的城市。但它最著名的產品是企業家。群山環繞，耕地不多，這個位於中國東南沿岸的城市，數百年來都依靠貿易生存。即使在毛澤東主政、資本主義持續受到劇烈攻擊的年代，私人企業始終沒有在那裡絕跡。於是，在中國在1970年代開始市場改革之後，溫州便欣欣向榮。“溫州模式”，即小規模、低成本的製造業務是中國國內多處的模仿對象。現在溫州有十四萬家公司，它的商人在全國各地投資，由房地產到礦藏，無所不有。溫州是中國私營企業的重心和象徵。
但在最近幾個星期，溫州企業家的聲譽大受打擊。幾十個工廠老闆應付不了壞賬，跑了；至少有兩個自殺。造成這情況的原因之一是製造商面臨的艱難營運環境。美國、歐洲等的出口市場疲弱，工資和原料價格上升，而中國的貨幣，人民幣，匯價持續增強，使得中國貨品在海外變貴了。“去年和今年的訂單都減少了，壓力很大。”正視眼鏡公司的老闆蔡建國說；他在1997年以1200美元的資本和8名員工起家。儘管如今蔡建國有超過100名員工，每個月出產大約三萬副塑膠鏡框，其中外銷為主，他還是感到壓力重重。“對我們這些小企業來說，生存本身就已經是個大挑戰。”
然而，溫州問題的成因遠比以上所述的更具爆炸性，它的根源是當地民間借貸的傳統。因為中國的銀行比較喜歡貸款給規模較大、有中央政府為最後擔保的國有企業，溫州的企業家早就轉而互相舉債、融資。溫州大學的一名經濟學教授胡振華說，“民間借貸和私人企業是自然的一對。他們焦不離孟，孟不離焦。”
那種共生關係現在繃得很緊。中央政府去年控制通脹的努力限制了銀行的信貸，把地下貸款的需求推得更高。在溫州，包括市內一大部分的企業在內的本地投資者都在通過利率高達60%的民間借貸來追逐巨額盈利。但是，這樣高的回報水平是不可持續的，在上個月，這一信貸市場崩潰了。在一個幾乎人人都通過那非正式網絡借出或者取得貸款的市鎮，這帶來了劇烈的痛苦。溫州企業家取得銀行以外的貸款的能力也許曾經是那城市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刻下卻可能令到本地的經濟倒下。而考慮到溫州企業家在中國投資的規模，這一衝擊可能在全中國都感受得到。《上海日報》把溫州崩盤稱為“中國的次貸危機。”
蔡建國對眼鏡業務微薄的利潤感到憂慮，但和另一個化名為“小孩(the Kid)”的溫州企業家要解決的問題相比則幾乎是不值一提。為保安全，“小孩”要求不要透露他的真名和一些可以識別他的個人資料。他是個私人放債者，有人會把他叫做高利貸。他從本地投資者那裡圈錢，繼而放貸給需要錢的企業。在2007年起，他以自有資金、向銀行抵押房屋取得的、以及從數百個投資者那裡得來的總共大約100萬資金提供貸款。一年之後，當環球金融危機出現的時候，中國政府啟動了一個5860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並下令銀行要為市場提供充裕的信貸。這些措施為的是要保持國內經濟的動力，最終成功了。但即使是信貸充斥的時候，在溫州等地的中小企業依然難以取得銀行貸款，因為國有企業吸走了大部分的資金。“小孩”說，對私人公司而言，那個刺激方案就好像“永遠下不了地的雨水，它在半空中被攔截了。於是地上的人只好從地下取水了。”
地下的供應索價並不便宜。“小孩”以每月2.5%的利率提供貸款，年利率就是大約34.5%。遠比銀行貸款的7至8%利率為高。在去年中央政府收緊信貸、提高標準利率和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時候，他的業務便真的火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說：“過去幾年的增長是由幾乎取之不盡的便易貸款推動的。當中國人民銀行為了壓抑通脹而開始限制信貸的時候，對作為GDP增長動力的無限貸款的需求並沒有消失。這些措施沒有壓制信貸需求，而只是把它們轉移到非正規的市場而已。
有一段時間，“小孩”的業務非常好。在高峰期，他的資本增長到1500萬美元，借款人還錢也很快。就以五月的一個星期為例，“小孩”連本帶息入賬將近八百萬美元。許多借款人是需要給項目融資的小型房地產發展商，這正正就是像“小孩”這樣的人碰到麻煩的原因了。持續的經濟不明朗，以及收得更緊的按揭政策使得物業買家日益謹慎，物業銷售則戲劇性放緩。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的政治科學家，正在研究中國金融體系的史宗瀚(Victor Shih)說：“溫州的人把錢都砸進高息貸款。那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那些高息貸款之後由回到房地產項目。最終一切都會破滅。”
對利潤日益收窄的溫州出口商來說，把錢投入到高利息的非正式銀團貸款格外有吸引力。眼鏡生產商蔡建國抗拒了這一誘惑，他說“我從來就不想要那種錢，太危險了。”可是許多人則禁不住誘惑。政府在今年較早時候估計，六成的溫州企業以及令人驚恐的九成住戶都涉及到某種形式的民間借貸。在夏季季末一些大借款人停止還債的時候，問題開始真正的顯露出來了。九月時，另一家眼鏡生產商鑫泰集團的董事長胡福林逃到美國迴避大約三億美元的債務。他現在回來了，但情況依然堪憂—另外90個其他公司的負責人則潛逃了。
“小孩”在八月和九月初收回大約3百萬美元貸款。但他說，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他只收回五萬美元。“所有人都在囤積資金，錢一到手就沒有人再借出去，即使是最親近的朋友都不借。”溫州的泡沫已經爆了。
表面上的平靜
溫州看來一切如常。由市中心通往四周工廠區的街道一如平日的擠滿了卡車、運貨的輕型客貨車、簇新的攬勝車以及破舊的雪鐵龍的士。但在表象之下，一場收回債務的瘋狂競賽在進行中。
問題是，胡振華教授說，在一月份會發生什麼事。一月份緊接著的是農曆新年，民間貸款人傳統上會在那時候追收還未收回的貸款。為了套現，負債人可能會打折出售物業，這就可能造成溫州本地以及他們有投資的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樓市泡沫爆破。十月中的時候，顧問公司駐北京的高級經濟師寫道：“要是溫州的流動資金鏈崩潰，引發樓市拋售、或中斷了製造業或採礦業的資金流的話，這個地方危機就可能演變成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然而，溫州只佔中國GDP的1%。蔡建國說即使利潤越來越微薄，他還是打算繼續生產眼鏡框。“不然我能做什麼呢？”他問。而“小孩”也說，要是他能從自己一手挖成的洞口爬出來的話，他還是會繼續的。他說：“當市場復原的時候，我還是願意把30%的資產投入到民間借貸。一個溫州人要是有一千萬人民幣的話，他不會把全部的錢都放在銀行。他至少會把350萬用在某些投資上面。溫州人不是笨蛋。”這是中國其他地方熱切希望的事。
— Jessie Jiang 在溫州參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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