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烟雾笼罩，空气污染严重，尽管废气的排放规定越来越严格，空气污染依然继续恶化，政府在空气检测数据上耍手腕，民众也不愿放弃汽车，似乎享有新鲜空气只是干部的特权。——这是德国《世界报》11月29日的报道。
该报道写道，“灰蒙蒙的雾霾现在又来了，因为北京的冬天开始了。中国的首都常常烟雾笼罩，持续数日。潮气与废气密集聚积，吞没了地平线，让人眼睛流泪、呼吸困难。一年之中的好多天，北京都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其它城市如广州或上海也总是消失在灰色的烟雾弥漫之中，……。”文章说，中国2010年实施的类似于欧洲汽车尾气四号标准的新规定，明年起适用于卡车，然而“实施新规范不仅需要更好的排气系统，也需要价值更高的燃料，中国的炼油厂也必须投资。”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主席沃尔什认为，“炼油厂迄今未能遵守含硫量极限值，所以新标准对柴油车的实施很有可能会推迟。”报道引述沃尔什的话说，面对汽车数量不断增加，中国最迟在2015年必须达到欧IV标准，“如不尽快严格规定，到2020年废气就会增加一倍。因为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城市，空气污染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值，进一步上升是相当危险的。”
该报认为，“空气污染是中国政府的伤口之一，多年来北京在空气检测数据上耍手腕，政府如今还在和美国大使馆就其在北京大使馆和广州总领馆屋顶上的检测设备争吵，这些设备监测那些中国环保部不予统计的小颗粒。美国大使馆每天通过推特的短讯服务公布结果，一直让中国政府耿耿于怀。“对空气污染负有责任的不仅是圆了个人汽车梦的数百万中国人。尤其是工厂和许多燃煤电站责无旁贷。奥纬咨询公司的班腾里德说，‘要减少中国的碳排放，只有废气排放标准当然是不够的。’净化空气任务组织是与空气污染作斗争的非政府组织，其亚洲首席代表宋明也说，‘遗憾的是这个新标准没有带来预期效果。新添的汽车太多，主要是煤炭，必须为之规定更严格的极限值。’”
报道说，“政府已经多次更严格地规定造纸、服装和化工厂的排污上限。国家通过资助和罚款提高废气减排的积极性。然而立法滞后于经济增长，尽管这个国家今年想比2010年减少碳排放1.5%，环保部不得不公布的是，头6个月的排放就已经超过去年同期的6%。民众在与污染作斗争时也没有做到应尽的本份，今年秋天的‘无汽车日’名存实亡，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这个日子使德国的马路空无一车。放弃汽车，似乎没有中国人愿意。中共也是一样，它给许多干部配备公车和司机。然而干部们不该受废气之苦，不久前获知，生产空气净化器的远大科技集团公司为中共在北京的办公室安装了200台空气净化器，不用开账单。这个消息在互联网平台—新浪微博引来许多愤怒的评论。”
“干净的空气是特权，至少眼下如此”，该报说。
该报没有告诉德国读者的是，在中国大陆不仅仅空气是干部的特权，而且一切都是干部的特权。这种特权从“新中国”建立起就存在了。比如中国大陆有毒食品如三鹿奶粉、地沟油、毒蔬菜，近年来广受老百姓诟病但当局就是装聋作哑至少是监管不力，老百姓百思不解因为当官的也要生活，细究之下才知道党国高层早就有特供食品，所以治下的毒食物就能肆意横行。但这“特供”的根源在哪里？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那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的高级干部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根据人民网文章《解密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香山农场专供反季蔬菜》消息，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共和苏联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一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此外，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等。
1974年10月，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当年参与筹办香山农场：“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泽东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告诉人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放射、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 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等。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在供给制年代，高官们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人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进入薪给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干部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
在较长时期里，高官们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高官们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高官如董必武等开始前往视察参观。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就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及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刷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向南，与居山农场果园相连；向东、水稻田几乎发展到玉泉山疗养区的大门口。生猪也养多了，还盖了一些搞试验田用的半地下菜房。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式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高官们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人员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玉泉山管理处的人，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高官们；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泽东等少数高官们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泽东自然很不高兴。此后玉泉山农场的人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特供中的特供”。
今日的中国大陆，官员贪污腐化，生活奢靡，于是有人开始怀念官方宣传的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艰苦朴素”。毛左份子吹捧他们的伟大领袖艰苦朴素清廉如水，所引事实无非睡木板床、爱穿旧衣布鞋等等。然而，有评论却认为，这只是其个人的农民生活品味，与艰苦朴素无关。毛泽东是中国帝王式独裁者，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
《多维网》日前发表一篇名为《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的文章，认为官方对毛泽东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相反。文章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们总是对外界称，毛生活艰苦朴素。然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精心挑选的，政治上高度可靠，不会将毛泽东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的说出来，只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些。另外，毛泽东经常将钱物赠予身边工作人员，可谓皇恩浩荡。有一次就给了卫士李银桥1000元，这几乎相当于李银桥两年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们更加守口如瓶，只说好听的。
根据管家吴连登的説法，主席的月工资是404.8元，江青是243元，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为7773.6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毛泽东的工资无疑是全国最高的，至少也只最高者之一。在领导人的夫人中，江青的工资也至少是最高者之一。然而这却不能满足毛泽东的实际需要。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中透露了这一点：该书说，除工资收入外，毛泽东每年还要从稿费中开支近万元，用于补贴生活。可见这个家庭用于生活的开支，每年不低于15000元。那时，李银桥的年收入约600元，吴连登则更少。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一文的作者认为，毛泽东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写的；他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各单位用公款买来发给职工的；稿费源源不断滚滚而来，全国只有他一人，有特权。事实上，他在世时，稿费就是私房钱，由他随意支配，党和人民从未分享过一分钱。在1950年代高达100万元的稿费，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文章进一步揭秘，毛泽东每年一万多元的生活费，其实仅仅是个表面上的数字，毛泽东在生活上享受的特权，是老百姓所看不见的，不是用多少钱就能量化出来的。比如，管家吴连登说主席吃东西不讲究，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提出自己想吃什么。但厨师程汝明表示，毛泽东有个习惯，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不管多么有讲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制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动。程汝明和另一名厨师于存还说，有时毛提出想吃的特别的东西由于厨师不会做，会弄到他们措手不及。
另外，毛泽东喜欢吃的食品，则从全国各地运到他的厨房。如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空运东方红渔场的活鱼。而想吃武昌鱼的时候，就从武汉空运活武昌鱼。文章描写道，在大饥荒期间，毛泽东曾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因此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上，他在一个短时间内是没吃猪肉，却是吃鱼。毛泽东享受的其他特供食品，还包括从香港购买澳大利亚麦片，玉泉山农场生产的大米，“巨山”农场则供应毛喜欢的蔬菜、肉类和牛奶。冬天的蔬菜则是由广东提供。
此外，茶和烟自然也不能少。毛泽东喝的龙井茶，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而毛泽东抽的特供烟，有“中华”、“熊猫”等牌子，以及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小组制造的雪茄。由于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什邡烟厂取烟不方便，就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举家迁至北京，在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对门的北京南长街80号设立特制烟小组，专门为毛泽东精制“一三二”雪茄。之所以称为“一三二”，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而毛泽东的厨师班子也是阵容强大，规模曾经达到4人，至少有14人先后在这里工作过，他们个个都是顶级名家。而毛泽东本人1960年代初还一度喜欢吃西餐。在大饥荒最为严峻时，营养专家与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订了西菜，西菜汤菜谱。这份菜谱包括7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的住所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菊香书屋是一个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内有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门厅，另外还有书房、藏书室等。毛泽东的家人则住菊香书屋旁边的另一个四合院。毛泽东还拥有一个室内私人游泳池，游泳池旁边也有书房、会客室和卧室。私人游泳池的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保持合适的温度，随时等候他驾临。而在修建这个私人游泳池之前，毛泽东在中南海已经有一个室外游泳池了。
文章还称，毛泽东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泽东享用。他有一个别墅新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被工兵掏空，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韶山“滴水洞”别墅，是在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时候花数亿元修建的，当时几亿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濒于饿死的边缘，却需要喊“毛主席大救星万岁万万岁”！然而，毛泽东只在这里住过一次，而有的别墅从未去过。文章说，毛泽东出巡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当时是最先进的移动宫殿——德国进口专列，自带发电机，有空调和全套办公设施和医务室。他出巡时，办公、吃住通常是在专列上，除了开会，很少住地方的宾馆。专列共12节车厢，能容纳大批随从。他的一位厨师曾展示过他与随从们合影的照片，竟达60人之多。
文章还披露，跳舞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在延安时，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教会了革命家们跳交际舞，毛泽东很快着迷，于是每周都组织舞会。到中南海后，1953年专门成立了中南海文工团，团员从各大军区文艺团体选调，女团员的选调标准包括“面貌清秀、体态端正”。彭德怀对此有意见，认为是“选妃子”。1958年撤销了中南海文工团，但每周周末的舞会照常举办，1960年改为每周两次，直到文革第二年中南海才取消舞会。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后，毛泽东的舞伴主要来自空政文工团，她们个个端庄秀丽，年龄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每次舞会由中南海派专车接送，舞会结束后可以享用在外面吃不到的晚餐。舞厅旁边有毛泽东专用休息室，在这里舞伴可以单独聆听领袖教诲。一位名叫陈惠敏女士，是空政文工团演员，初到中南海时14岁。另一位来自空政的舞伴刘素媛，初到中南海时18岁；这两人都与毛泽东结下了特殊关系。大名鼎鼎的孟锦云也来自空政，初到中南海时14岁，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护士，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地方官员也投其所好举办舞会。在一次舞会上，一位地方官员甚至对一位小演员说：“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
文章又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面料是黄色美国将校呢，一口气做了四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穿的军装，面料有好几种，一口气做了八套。为参加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专门做了几套衣服，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和哔叽呢，样式是根据毛泽东的情况，在中山装基础上作了改动。这种样式毛泽东非常满意，他的标准像就是穿这种衣服照的（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就是标准像）；这种样式的衣服后来被称为“毛式中山服”。毛泽东的所有衣服都是国内顶级大师的作品。在确定衣服尺寸时，大师站只能在距离毛泽东5米远处目测，确保领袖的安全不受到威胁。
毛泽东去世后，留下20多件睡衣，其中一件补丁甚多，连同一条也打了很多补丁的毛巾被，被确定为他节俭的物证，放在展览馆展出，让人们世代颂扬。文章披露，人们不知道的是睡衣的补丁其实是送到总后被服厂打的，而毛巾被的补丁是送到远在上海的毛巾厂织补的，打补丁的成本远远超过新买。如果给睡衣打很多补丁是节俭，那为什么要买20多件睡衣呢？！这不是节俭，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毛泽东与一般的奢侈的生活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作家张戎在她的书中写道：“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文章最后说，毛泽东去世后还在继续奢侈着。他的继任者花巨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了一幢大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贵，全水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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