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适和新文化运动
胡适在论述白话新文学的发展和前途时，屡屡强调要借鉴西方文学作中国文学的模范。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胡适称，创造新文学“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作我们的模范”。胡适在策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就明确提出，“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二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胡适的白话译诗正好将这两件事有机结合起来。胡适还称，文学革命在海外发难的时候，“我们早已看出白话散文和白话小说都不难得着承认，最难的大概是新诗”。为了攻克白话新诗这个“唯一有待克服的堡垒”，胡适除了身体力行、尝试创作白话新诗之外，自然将白话译诗作为新诗草创的突破口。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阵地——翻译诗歌
胡适是中国白话新诗创作的第一人，也是白话译诗的第一人。胡适的译诗不仅是他诗歌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话语支持。然而，胡适译诗的意义远不仅限于此。胡适的译诗是提倡活的民众语言、创造新文学、反抗封建传统、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再造文明的武器胡适的白话译诗与白话新诗的创作几乎是同步的。
“边译边创作，互为推动，极其普遍，很少有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的作家，相反，二者是相互渗透，合而不分”(王建开：103)。著译合集也是五四前后的普遍现象：《新青年》、《诗》月刊、《文艺月刊》、《戏剧》、《新月》等许多刊物均同时发表创作与译作；个人的著译合集也屡见不鲜；胡适的《尝试集》和《尝试后集》均是典型的著译合集。
1、 胡适译诗的主要特点
A．语言超级白话
白话入诗，在胡适看来首先是一个形式问题，但语言或形式实际上又决定了诗歌的内容：“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只有语言文字和诗体的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 与胡适的白话新诗相比，他的译诗不仅采用完全的白话，而且更少旧诗的痕迹。我们以《尝试集》中同一时期的创作与译诗为例。第二编是胡适所谓的“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这一编的l7首诗当中，完全脱离“词曲的气味与声调”的仅有《老鸦》、《老洛伯》、《关不住了!》和《希望》四首⋯；除《老鸦》之外，其余三首全是译诗。仅就成功率而言，译诗在胡适新诗诗体和语言转折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卞之琳曾经说，“胡适自己借一首译诗的顺利，为白话‘新诗’开了路”；并称“通过模仿和翻译[西方诗歌的]尝试，在五四时期促成了白话新诗的产生”，这阐明了译诗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试比较《十二月奔丧到家》与《关不住了!》：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
便心头乱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呀!”— — 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
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眼泪，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再看《关不住了!》：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这两首诗前后仅差两个月。胡适自己称，前一首诗“只是半阕添字的《沁园春》词”。除了带有浓重的“词曲的气味与声调”之外，语言与白话也相去甚远。“才望见吾村”、“遥知前面”、“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等，虽也通俗直白，但毕竟不是白话，不易上口。相比之下，译诗《关不住了!》不仅毫无词曲的痕迹，而且语言朴实无华，“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音节“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
B．面向普通民众
《老洛伯》
他去了没半月，便跌坏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
的妈妈；
剩下一头牛，叉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1
那时老洛伯便来缠着我，要我嫁他。
译诗描写的是一个普通村妇生活的艰难和感情的无奈，译诗全篇和原诗一样，“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完全是“引车卖浆之徒”的白话口语。如果说主张文言或白话不仅仅是文字工具的差异，而且反映出作者(译者)的身份和自我阶级定位，那么胡适的白话译诗使这位新文化的旗手贴近了平民百姓，译诗本身也成为启蒙和宣扬新道德的号角。
早在l9l6年胡适就指出，“吾以为文学在今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 。事实上，白话肩负的使命正好“是要把旧文化旧思想的缺点和新思想的需要‘传达’到更多的人，到底‘文言’是极少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语言”不能普及，不能行远。在另一方面，提倡和实行白话人诗又是革新派与传统派真假人道主义的试金石。胡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文人自视优越的心态：“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在《新文学•新诗•新文字》一文中，胡适再次尖锐批评了中国士大夫阶级：“他们总觉得高人一等，他们自己是上等阶级、上等人，一般老百姓是低一等的人，下等人⋯ ⋯ 他们办‘白话报’，自己却看文言报⋯ ⋯ 永远把社会分成两层阶级。”他们“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而白话代替文言成为诗歌语言的正宗，“促使文学接近文学的本原”，使诗歌能“充分地、自由地表现人的直观感受、真实情感和深切的生活见解。胡适译诗不仅采用白话，而且译诗表现的主题也同样是普通百姓和“下等人”特有的生活与情感：孔慧怡曾经称，一旦译者“选择了译人语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就受他自己选择的语言文化参照系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胡适的白话译诗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文言古文“能给极少数拥有闲暇和从事文化学习才能的人带来文盲大众无法染指的高贵社会地位和取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因而，这种书面语言，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维护了传统中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 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
所以，貌似单纯的文字变革实际上包含了中国阶级结构现代化的积极意义。
C. 体现了胡适的文学和社会的历史进化观
爵爷的宴会要他奏乐，
太太不时高兴又要他奏乐。
直到后来他的小头发疼，
他的小脑要昏晕了。
或肯定人性的解放和颂扬对爱情的追求：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或抒发人生的屈辱与悲哀：
谁不曾含着眼泪咽他的饭，
谁不曾中夜叹息，睡了又重起，
泪汪汪地等候东方的复旦，— —
伟大的神明呵，他不认识你。
或表现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无畏精神：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要再磨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胡适提倡语言不仅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更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解放”，是民族意识和文学程序和观念的建构。除了“活的文学”之外，胡适的白话译诗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提倡“人的文学”。这也就是说，文学在内容上也必须反映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精神。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将人从中世纪的封建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还原为充满生命力、充满自由意志和理性的人”那么，胡适的译诗就是要将民众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下解脱出来，肯定人的自然属性与世俗生活的意义。
2、译诗的主要目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译诗之需，行兴国兴文化之实
一再援引胡适的译诗，仍停留在译诗的社会功能上，仍属于“工具”的层面；我们仍不能描述胡适译诗的全部意义。胡适作为新文化的旗手，他对诗歌翻译，特别是对在国家民族文化转型期外国文学的译介，显然有更深刻的思考。有学者称，在中国文化转型、中西文化剧烈冲突语境中，白话译诗作为“一种新文体，本身所肩负的使命比诗这一品种所应承担的重得多”。这也就是说，白话译诗具有“由文学现象承载文化现象的特点”
译诗是胡适对中国文化演进所进行哲学思考的取样。中国文化的衰落是五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地关注的焦点。近两百年来，中国承受了西方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挑战，但从深层次上看，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西方价值对中国价值的挑战，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的确，这不止是一国族兴亡的问题，也是一文化绝续的问题”。中国对西方的接受从时间和难易程度上看，可以分为器物技能、制度和思想行为三个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器物技能比较容易被中国接受，西方的制度也会被中国陆续模仿而逐渐采用，但西方的“思想行为却很少为中国接受，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脱序’(或失调)的现象”
胡适曾经提出疑问，“我们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位：文艺复兴，而翻译作为了一种输入西方文化的有效手段被加以利用。诗歌翻译“试图引进一种历史转换，使西方的意识情感在中国语境中再次呈现”能否实现，涉及到“欧洲三百年前的文艺复兴运动能不能在中国重演或重现”，胡适必须“找出一种历史的相通之处和必然联系”。作如是观，西方文艺复兴及其文学观念就“不单单是一种资料和参照，而成为一种可翻译和转换的过程”胡适希望从文学的历史可译性推而广之，探索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途径。既然欧洲民族语言与文学的兴起能在中国重演，那么，文艺复兴在欧洲带来的社会和政治进步同样也可能在中国出现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也必然会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胡适曾将五四学生运动视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声称不谈政治，其目的正是希望历史的可译性进程不致因政治干扰而毁于一旦。欧洲的文艺复兴提供了一种 “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有意识的加以利用的灵感。胡适策动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要为中国的现代政治建立“思想文化的基础”，白话译诗，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的一种形式，暗含了胡适为寻求政治经济文明而模仿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胡适称，“凡富于创造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于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胡适所谓的模仿是文化意义上的模仿。唐晓渡在论述新文学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时指出，新文学的“影响主要还不在实用的层面，而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所谓‘语言的世界图象’，首先是时间图象”，它“彻底抛弃了传统文化时间观的循环轮回模式⋯ ⋯摆脱了‘过去’的纠缠并始终面向未来，它同时获得了道德上的清白无暇和价值上的优先权，从而立即成为话语权的真正制高点”。 正如胡适所言，“民主中国的制度⋯ ⋯ 既是哲学传统的产物，又是哲学传统的化身” ，这说明胡适深悟在中国文化转型期，译诗作为文化现象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概言之，胡适的译诗的确是他“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文学实践形式”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格里德（J.B.Grieder）分析：“但其再生主题的号召力主要是情感的，而不是分析的”。幸运的是，“五四”时代天才的思想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勇敢、对真理的无私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与之媲美。他们的梦想性策略，打开了通向现代思维的道路；他们的创造性应答，表达了对广阔世界预言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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