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的朋友是暴政，除此之外，专制没有朋友。大臣不是专制的朋友，人民更不是专制的朋友。 唐晓敏教授说文化是专制的敌人，不如说专制是文化的敌人。
秦朝是专制社会，秦始皇实施的就是暴政统治。李斯的文采和思想，最大的表现就是争取和专制做朋友。秦始皇每到一地的都要立碑为颂，而那些歌颂秦始皇的颂词，都是李斯的作品。在那些颂词里，充满的是天下“罔不宾服”、“贵贱分明”、“功盖五帝，泽及牛马”、“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李斯作为秦朝的一个文化人，到了宰相的位置，在皇帝的心里，同样是一个敌人。没有一个专职的暴君不把文化作为自己的敌人，不把那些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为自己的敌人。尽管，李斯也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做出了贡献，也为消灭文化做出了努力，但是李斯的下场并不比焚书坑儒时那些书生们好，甚至还要悲惨。
其实暴君们消灭文化很不容易，焚书坑儒时把经书全部焚烧了，而那些栽树种植的书并没有烧毁，但是恰巧经书流传下来，那些实用的书籍，并没有流传至今。不过暴君们消灭文化人却容易多了，几百个书生耙死了就耙死了，再也活不过来。李斯这个忠于秦始皇的文化人，最后是“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唐朝中前期，虽然是专制制度，但是为文化留下了一个生存的空隙，也为文化人留下一个生存的空隙，就留下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遗产，也留下了和唐朝皇帝并列甚至名声至今超过皇帝的李白杜甫等伟大的诗人。宋朝之所以有宋词，也和皇帝的专制制度不甚严厉有着很大的关系。
前苏联就把很多文化人作为自己的敌人，帕斯捷尔纳克经济很是拮据，但是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主动承认自己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专制者最大的能力，就是让文化人消灭文化人，作家消灭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苏联作家协会诸多作家的声讨声中，乖乖就范的。索尔仁尼琴也是在声讨声中流亡海外的。白银时代的几个女诗人，都是不被苏联作家协会容忍和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容忍，而在忧伤中去世的。你的诗歌和书籍可以留下来，你的生命却要受尽煎熬，就是前苏联的专制体系对待文化人的办法。
专制是文化的敌人，还在于严厉的审查制度，不放过任何思想的异己者。捷克斯洛伐克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对待剧作家和小说家哈维尔的，米兰.昆德拉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离开捷克到法国定居的。你的思想是你一个人的，你的思想装在你的脑袋里不许出来，一旦传播，一旦成为文字，就可以无情的剥夺你的公民权利，就是东欧解体前专制国家对待文化人和思想者的办法。假若把文化和文化人的生存状况脱离开来看待专制和文化的关系，是十分不科学的。哈维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判处徒刑，别看他们是欧洲的一部分，作家个人依然是专制制度的敌人，特别像哈维尔这样起草77宪章的剧作家和作家，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肯定是不会轻而易举放过他的。
专制是文化的敌人，而文化在某一个时候，不一定是专制的敌人。如唐诗宋词，是谁的敌人？《红楼梦》、《西游记》是谁的敌人？《诗经》是谁的敌人？《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是谁的敌人？更可怕的是文化成为专制的朋友，文化都以颂歌的形式出现，文化人都以毕恭毕敬的点头哈腰的卑躬屈膝的形象出现，那么，文化人和文化本身都是很悲哀的一群，文化作为一个历史的印记，也就不存在了。
专制是文化的敌人，是特定时代的历史性悲剧。在历史的长河里，有很长时间，专制的敌人太多，而无暇顾及文化这个敌人，或是根本不屑于顾及文化这个敌人，文化就在有意无意间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庄园。而这样的时代，也是应该被记忆的时代。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20日 | 责任编辑：黄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