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远光灯都不关，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车队压着双黄线走直线，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已悄悄买到船票……的末法情结国家里，我也觉得革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觉得，说某人没读过书就不能发表个人观点，跟说没学习过中央文件就不能谈国家大事，或者这个观点有瑕疵，就断言背后一定有境外势力，也差不多。
我反对暴力革命，理由不解释。但我觉得中国没有暴力革命，在这个菜刀都实名的国家，那些对生活忿忿不平的人其实没谁明天真要起义。偶尔上演非常6+1的，还来不及起义，便就义了。常出现在维稳派密奏折子里的暴民其实理论人数是十三亿，他们所要，不过工资高一些物价低一些，安全感多一些税收少一些，这正是国家在新闻联播里天天真诚表示的，就是传说中双赢的民主自由。这样的强弱分明，你还要说，民主和自由这些制度是相当的有害呀，你们素质低……大家很难不邪恶地想起不知是否伪托王朔所说的：一群太监在谈论，房事多伤身啊，幸好我们阉了的；一群叫化子在说钱这东西真脏，我们还是要饭的好。我举这样一个段子，可见素质实在低，但这并不影响我反对暴力革命，追求温和民主，在国家法律规定下参选。可见素质低不一定就不能搞民主。
我认为暴力革命其实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它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不能是发改委一张条子就涨了油价还正告这其实是重建价格机制，也不能是那个官二代十四岁大学就毕业十七岁就副科二十二岁就正处，括号里还注明享受副局级待遇。通俗来讲，民主普世论就是公司里谁干得好谁拿得多，民主素质论就是年终时却对你说，你素质这么低，少拿点，跪安吧。
我只是讲些故事。2001年我去埃及，金字塔附近可是脏乱差，骗子巨多，牵骆驼的小孩常利用你的异域情怀让你骑着骆驼，以胡夫金字塔为背景拍照，然后猛抽骆驼让它撒丫子开跑，等跑到沙漠边缘，小孩就问你要MONEY、MONEY，沙子底下还忽然钻出来一群阿拉丁般的剽悍男子，把你的兜掏光才行。大街上汽车闯红灯、交警收黑钱这些低素质，也很常见。可大家知道，十年后那里发生了什么。2003年我在美国的波特兰，那个信仰东正教的清静的城市里却有很多醉汉，有天晚上我跟同事金焱就被一个喝醉的流浪汉追赶，面目凶狠地要钱，当时我觉得美国确实乱得要垮了。第二天我在大街上又看到一群流浪汉，排着队在投票箱前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什么，我也觉得很鄙夷，内心深深地表示支持伊拉克。可是大家知道，民主的美国没有被醉鬼和流浪汉搞垮，禁酒和收容制度严格的伊拉克垮了。
互联网这么发达，中国人办出国护照也不需要三代以上的政审，我们轻易可以知道素质低的利比亚、南非、缅甸甚至曾为我们不屑的越南都民主了。也知道民主国家其实也挺多鸡贼。罗马到处都是小偷，巴黎遍地狗屎、美国的哈雷机师们也常常不关远光灯还放着烧包级的加强低音炮……所以素质论、国民性其实是很扯的话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同宗同族原本素质也低的香港人，为什么能在狭窄的铜锣湾大道能够秩序井然；台湾这个小岛，国民党一直说“中国人劣根性都很丑陋，不能急，慢慢等吧”，忽然就民主正果了。龙应台当年确实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来抱怨中国人的民主隐忧，台湾一度海鲜垃圾成山。台湾的报界早年也报道过当地人不习惯关远光灯。可民主就是这么怪，你动起真格，大街的情形比想像得快得多。因为，制度是因，远光灯是果。
在警车有事没事都喜欢拉一下警笛表示威严，军车总以打南海的架势冲过红灯，仅仅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过去见城管打人，谁都抱头鼠窜，现在连也美女也敢围住城管了。还有就是乌坎，所以不要说中国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才想起差点被绕进去。有时候我很无奈，只是说革命，他定义革命就是暴力，暴力就是流血；我改说那就民主吧，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吧；你说那换改革吧，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最近流行说有块叫天鹅绒布匹，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传，更多人关心哈维尔而不是高尔基，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的地方，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什么错吗，它跟全世界人民是一样的。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就解释不了中国人在动车、校车、汶川大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时那些勇敢的身影，也解释不了那么多无关利害的人跑去那个村、那道坎去声援助阵。
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必须从现在做起，当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最急迫，最重要就会出来帮你。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说了那么多，你不就要煽动社会变革吗，可《乌合之众》里说的集体诉求呢，没有集体诉求必然失败。我答：一人一票就是集体诉求。我们也可以幻想一下，开始反贪腐，后来发现只反贪腐不行，如果在古典时代人们很可能陷入轮回的暴力革命和暴君，可互联网时代就是大家互相监视互相传播的时代，这灭了萨达姆灭了穆巴拉克灭了卡扎菲，普京也不会是永久的沙皇。所以革命的下一步必将进入权利的博弈，就是参选。你看这些国家的变革最后都落点到选举，普遍的反腐行为都集中的选举舞弊上。互联网是暴君和专制的死敌。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认为坚持参选，比是否当选，更重要。还有一个误会，参选的样子一点不拉风，却很苦逼，我隔三差五就压低声音打电话到武侯区人大，很是怕打扰人家，咳，那个，开始没有，呵，打扰了……还常委托我妈去问居委会，因为我去问会触动大妈们的神经，我妈每次也先行默念一下台词，再打……那样子很像地下党。
如果普选，我不担心共产党当选。一人一票本身就是最大的破冰意义，根本不选，跟选一下再上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大家还是选共产党，证明这个政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信服的党，如果……再说下去就敏感词了，具体例子参见1996年台湾国民党史。至于马化腾参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每一次都有富豪参选，也没见过谁真的当选。现实操作中，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
所以就必然引出下面这个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和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这一刻，我简直有加入党的冲动。我只有三句读后感：一、从政治学，这是正确的，从数学它却犯了一个错误，十三亿八千万减去三亿八千万，还剩下整整十亿。二、就算那八千万，好多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党员。三、从亲缘学，我觉得谁也不必急着代表我，去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党攀亲。
民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只取一意，本文切题：民主就是不攀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