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澧 | 评论(6) | 标签:美式民主, 猩社会, 赛珍珠, 传教士

新年到，话唠叨，人人都在放大炮。老农我还是老规矩，赶着吃了俺从美国辛辛苦苦背回来的西洋猪草长大的零污染瘦肉型猪猪，到处送特供。那日送到宣战部，趁机和老同学聊几句。老同学问：有个叫韩寒的小青年，赶在重阳新年讲话之前，连写三篇文章，《论革命》什么的，搞得网上很热闹，你在美国知道不？

老农大笑：论革命，革什么命？老农我虽说没有亲身经历过革命，西方资产阶级也承认的二十世纪革命大师列宁的话，却还是知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在一篇分析当时动荡形势的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中说：要革命必先有革命形势（但并不是有形势必有革命），革命形势有两大特征，第一是下层有生存危机，民众不愿再按当前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第二是上层有统治危机，官方不能再按当前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如今大红朝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盛世。放眼望去，见到的都是伟大领袖皮主席满腔激情赞颂过的景象：到处莺歌燕舞，更有喃喃娇语，高乳入云端。半点革命形势都没有，村长都亿元户了，怎么会想到论革命？现在我们尊敬地称陶金虎同志为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是出于党的传统，而且主要指他的坚定立场，并不是说重阳真的在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老同学叹口气：问题是一个小青年，党员都不是，他写的玩艺，凭什么比我们在六中全会后组织的七、八篇社论都有影响？老同学问：你经常混在美国，能不能帮忙写点东西，破破现在那些年青人对美国的迷信？老农我最爱显摆啦，自是一口答应。俺顺便调侃老同学：你也不要说人家抢在前面，你们的新年讲话、新年社论没人理，至少也有十年八年了吧。还是看我老农虽然晚发、却是既有重大现实意义又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新年致辞吧。

农家致辞似乎应该从韩寒文章说起。只是老农还没读过，无从置嘴。倒是在微博上见到一些评论，让俺想起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留下的一段记录。

因为写了以中国农民为主角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赛珍珠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今年是她的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上世纪二十年代，赛珍珠的丈夫在淮北调查中国农业状况，后来他出版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部专著。赛珍珠则在宿州左近传教。她亲眼所见的当地农民生活，即是《大地》的素材。赛珍珠在回忆录里记道，有位年青教民，娶了大户人家发送婚配的一个丫环。婚礼上，年青教民对妻子说：他将尊从主的教导，婚后夫妻即为一体，他保证不会打她。那丫环却说：那是你怕我！随后的日子里，女的对丈夫很凶悍，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年青教民很苦恼，向赛珍珠哭诉。赛珍珠也毫无办法。她可以告诉教民《圣经》里的教导，却不知如何应付这类中国式泼妇。

这段记录的第一个教益是：西方确实有很多做法不适合于中国。年青教民说他不打老婆；但他老婆在有限的生涯里，只见过两类人——不是奴才，就是主子。她本来准备老老实实按着“夫为妻纲”的中国特色，换家主子继续做奴才的。老话说的嘛：娶来的婆娘买来的马，认我骑来任我打。然后你突然告诉她不再是奴才了！——这么巨大而迅猛的变化，她的素质转不过来（这一点大户人家要负主要责任）。你不要她作奴才，她就自然而然地选择当主子了——在她那封闭于大户人家下人后房的卑微经验里，只有主子或奴才两套台词，她多少能背一点，其他角色演不了。年青教民硬搬西方生活方式，他的家就失去秩序了，就不稳定了，就动乱了。唆使他这么做的洋大人也救不了他。

所谓美式民主也是如此。不要说中国人了，俄国人比我们在文化上接近西方吧？俄国的总统大选，形式上看着离美国不远；各省省长却不是选的，而是总统任命的。地方和重阳缺乏美国那样的长期磨合，职责撕扯不清，普京干脆废了选举搞任命制。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的俄国人都搞不了美式民主，中国人怎么搞？

那位年青教民不幸遭遇的第二个教益是：不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未必就是坏东西。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金虎同志严正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而不适合我们的美式民主，恰恰就是特别稳定。

最不稳定的人类社会是黑猩猩社会（很多研究者早就建议：将基因ＤＮＡ序列９９．８％与人相同的黑猩猩划入人类）。猩社会实行严格的男猩等级制度，每个男猩都知道谁是自己的上级，谁是自己的下级。最高处则是猩王。上级走过时，下级如果不是象猩俗要求的那样低头俯首、发出致意的柔声，而是眼看另一边，上级就会觉得感情严重被伤害，捶胸吼叫。猩社会成员间各种血缘关系很密切，两猩的对抗，会迅速波及各成员间的复杂的同盟／敌对关系，引起等级身分再分配，甚至导致猩王宝座转手。猩社会处在持续的男猩政治斗争之中。

猩社会位于稳定度坐标的负端；处在正端的，就是美式民主了。其他国家都在这两端之间，有的离猩社会近一些，有的离美式民主近一些。

美国不但总统是选的，各州的州长也是选的，而且所有市长、镇长都是选的，最绝的是这些选举之间没有直接政治联系——谁都不是谁的上级，当然也不是谁的下级。这些选举都是独立的，跟上下前后左右没关系。镇里有问题，镇里自己解决。至多是问问代表本地区的州议员或国会议员，是否有相关的州或联邦优惠政策。镇民不会去华盛顿上访。某个村子的土地出售，可能影响到某位联邦阁员的任期？——这在美国有点难以想像。美国南方有个路易斯安那州，曾是出名的腐败大本营。连着几任州长被ＦＢＩ抓走，但对当任总统的威信毫无影响。

红朝视美国媒体如洪水猛兽，记者拍了某地民工讨薪，要被重阳有关部门找去谈话；但《人民日报》在美国尽管发行，央视在美国尽管播放。要报道美国的阴暗面？您里边请。某地出了坏事？外国人唯一关心的联邦政府都不觉得跟自己有多大关系。《环球时报》厉声责问美国国务卿：你们某地竟有这样的事，还好意思在国际上当民主教师爷？国务卿要能听到，大概会想：这都是哪儿和哪儿啊，国际上当然是联邦政府代表美国，对专制政府集权统治者下的事件提出看法；但那某地的事儿，根本不属于我们联邦政府的职责范围嘛。

俄国的省长是总统任命的，如果省长贪污腐败，就可能影响到总统的声望。去年１２月的莫斯科反普京试威，就有人举着牌子说：普京任命的官员都是贼！

美国虽然有两大政党，却不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从上面一杆子插到底。美国的党争，只是在联邦层面比较激烈。地方上还是看个人魅力和具体政策。加利福尼亚州是民主党的钢铁票仓，每次总统大选都投民主党候选人。但他们也会选出共和党人阿诺·施瓦辛格当州长。市镇选举更是不看党派的。

借用李承鹏一篇文章的标题，美式民主可称为“民主就是不攀亲”。各路政府彼此不攀亲，一时一地的事件就很难撼动全局，社会在整体上非常稳定。

但美式民主的“不攀亲”，是建立在美国人的民族特点之上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见异思迁的移民就是对自己前途的主意特别大，把握自己命运的愿望特别强烈，美国人就是特别自尊自立。美国十九世纪评论家拉尔夫·爱默生曾如此形容他的国人和当时的美国：The country is full of rebellion; the country is full of kings. Hands off! Let there be no control and no interfer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kingdom of me. 这些美国人，都是自认为天帝骄子的“帝娃”（ＤＩＹ，Do-It-Yourself）主义者。有这样的心态，才有那样的民主制度。

帝娃主义者各民族都有，但通常不会如美国般形成压倒优势。“自然”发展的社会都会经历一个复杂姻亲阶段。年景不好时，一个部落可以到姻亲的领地避难。这样发展过来，社会成员里会有大量的家庭至上者，或氏族至上者，或血缘至上者，或小团体主义者，甚至国家主义者。只有美国这种资源丰富的移民国家，奔着自我实现而来的各民族帝娃主义者才能汇成滚滚洪流，占据人口绝对多数，并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人造”新型社会。

一位阿拉伯同事告诉老农，他上了次美国法庭，改名字。护照姓名里十几个“穆罕默德”、“易卜杜拉”都去掉了——他笑说法官念得好辛苦——只保留了一个姓和自选的英文名。在北非沙漠的艰苦环境里，羊群常要进入姻亲部落的领地找水草。这时就要报出长串的名字，人家才能决定缘分有多深，是否放你进去。到了美国，氏族旧关系都用不上了。改个简单好念的名字，然后就靠你自己了。

上面提到的路易斯安那为什么腐败出名？这个州与美国其他州不同，是１８０３年美国从拿破仑手里买来的。那里的老居民并非自愿来美洲，而是遭法国政府流放。其首府新奥尔良还有天主教国家流行的狂欢节（Mardi Gras）。狂欢队伍经过时，街道两边露台上的女人掀起上衣，比谁的奶子长得好——据说这就是流放当地的妓女们的风流遗韵——这景象决不可能出现在清教徒开拓的新英格兰各州。老居民们不在乎谁当州长，只要许诺一点好处，他们任政客乱搞。法裔美国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搞不好美式民主，中国人怎么搞？

赛珍珠这段记录的第三个教益是：中国还是在进步的，而且趋势是靠向世界先进文明，但是中国的每一点进步都需要大量时间。年青教民的故事发生九十年后，红朝居然向美国看齐，也制订了惩治家暴的法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这条法规的），虽说在内地二线城市，挨打的妻子向警差求救，警差通常懒得理会。红朝的女性自杀率、特别是农村妇女自杀率，仍然居高不下。但是，至少在个别地方，比如最西化的上海，打老婆近乎绝迹。

各民族的帝娃主义者成就了美国；反过来，美国的建国理想又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中共在内——追求社会进步的有志之士。或许，一千年之后吧，中国也会出现一种建立在个人自尊自立基础上的民主（这之前当然可以有其他形式的民主，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还被称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呢）。毕竟，经过四、五代人的努力，路易斯安那也在上世纪后半期搞起了中规中矩的美式民主。就连普京，宣布第三次竞选总统之后，为了笼络人心，也承诺将恢复省长选举。如果真的做了，俄罗斯就离猩社会远了一步，离美式民主近了一步。

老农的明白，有些朋友更喜欢伟大领袖皮主席的另一首诗：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或许，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数一数中国的进步，包括上层大户人家的进步。已故世的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他所编《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１９７４）一书的序言中说：

Curiously, howe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of recent decades has stressed the spread of literacy to ordinary people,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s and pamphlets in the vernacular, education and equality for women, the abolition of arranged child marriages, the supremacy of public duty over filial obedience and family obligation, increase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sinking of wells and improved tools, crops, and breeds, dike and road building for protection against flood and famine, public health clinics to treat common ailments and prevent disease, discussion groups to foster better conduct, student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healthy recreation and moral guidance, and the acquisition and Sinific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for use in remaking Chinese life. Missionar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ioneered in all of these activities. Little wonder that th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 since 1949 have resent them in retrospect. The missionaries came as spiritual reformers, soon found that the material improvements were equally necessary, and in the end helped to foment the great revolution. Yet as foreigners they could take no part in it, much less bring it to a finish, instead, it finished them. But in the Maoist message of today, “serve the people,” one can hear an echo of the missionary’s wish to serve his fellow man.

费正清所讲的十九世纪传教士带来的曾经是那么不适合于中国的种种西方生活方式，比如尊重女性，一百年后，都被红朝执政党接了过去，并成为宣战部口中的“伟大成就”。就是宣战部，如今也不会说：“不打妻子是地地道道的西方精神污染，试图瓦解中国特色家庭伦理核心价值。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瓦解家庭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用意何其毒也！”不但大报不会这么讲，街头小报也不会这么讲，甚至《环球时报》都不敢这么讲。

新年伊始，让我们多看到这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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