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教师没当上官的想当官，当上官的想当更大的官，教师想当院长，院长想当校长，校长想升为省部级，只有那些竞争官员的失败者才不得不搞学问，搞上学问之后再想当院长，院长再想当校长，走的仍然是官本位路线。大学，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应有生存与发展的轨道，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官本位角斗场。这样的大学，只会有政绩高楼、政绩硬件、政绩设施、政绩大学城、政绩人才、政绩交流，却没有产生一个真正意义的大师。原北大教授温儒敏说，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去大学做校长书记，不懂业务，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致使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
在八十年代，大学里的教授可以不是系主任，可以不是院长，博士生导师也几乎与权力无缘，到了九十年代就发现了变化，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说一个官员如果不是硕导、博导就是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事了。八十年代还是有理想的年代，到了二十一世纪，理想被权力狠狠地摔在地上，代替学术理想的是官员的对所有资源的垄断与控制。官员们垄断学术资源、项目资源、招生资源、会议资源，权力垄断资源必然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所谓的利益集团就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利和垄断取得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一种群体聚集效应。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有四个基本特征即：有足够的权力资源;有足够的垄断能力;有影响政府政策制度的渗透力甚至决断力;通过利益形成边界获取集团利益。按照上述标准，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与此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上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大学也已经形成了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这个权贵利益集团既有与政治社会权贵集团相同的一面，也有大学的特色。大学的官员利益手中的资源以各种方式自肥，以各种招生方式捞钱，以各种基建方式捞钱，以建设大学城的方式捞政绩，以各种方式捞项目，并通过项目来掩盖官员们的灰色收入，项目成了大学官员腐败的保护伞。大学的权贵还垄断着大学教授的评审与升职，所谓的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一个从不搞科研的官员也会摇身一变成为教授，而且是特级教授。
造成大学官员既得利益集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有：
第一，大学发展导向错误。专制国家的大学都是以培养接班人为基本目标，所以专制国家的大学没有大师，没有思想家，这是大学的歧途。在1949年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毛泽东时代，一个是邓小平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小时期，一个时期是有大学的时期，一个是没有大学的时期，有大学的时期是从1949—1966，有大学的时期的学校体制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大学没有什么特色，是以培养红色接班人为己任，是专制国家的大学的翻版。另一个时期是没有大学的时期，时间是在1966—1976，这个时期有大学之名无大学之实，工农兵占领大学，所谓又红又专，反对白专道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想指导下，知识文化被放逐，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有无大学，大学都成为专制者的基本工具。
在邓小平时代，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部分恢复了大学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大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大学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基本动力。但是，邓小平思想一开始也有其局限性，就是把大学仍然当成培养人才之地，其对大学的理念与世界大学的理念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如前所述，世界大学的理念虽然在具体方面不同，但在基本导向方面是相同的，那就是学术自由。中国的大学走到今天，是邓小平教育理念的逻辑结果，并不是后来的领导人把大学的方向给改了，大学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对大学恢复和进行改造的只是技术层面而非理念层面，理论上仍然是接班人的理念，只是拓展和深化了接班人的方度和深度。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最近的言论只是接班人理念的不同表达，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接班人要接谁的班?当然是要接权力的班，把权力的班接好，才能保持政权不变色，学校发展方向错误，是官本位的观念原因。
第二，政治体制错位。中国的政治体制按意识形态来说就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与大学的对接就出现了基本错位。从上到下都是垂直领导体制。从党的部门来看，从中央到省委、市委是垂直的，与这些部门相衔接的就是大学党委。从行政部门来看，从国务院到省政府、市政府是垂直的，与这些部门相衔接的就是大学校长。而且高度集权体制有具体的分支机构，大学就有相应的分支机构，大学的构成实际上是权力党政部门的浓缩，而且大学的党委书记、大学校长由上级组织部任免。在这种体制下，大学不可能独立，教授也不可能治校，大学是上级权力的执行机构，从这种机构中，看不到任何与大学教师、教授有衔接的部门与机构。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决定大学也是为权力本位、官本位设立的。权力表现的是支配与服从，就是从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进行分析也是这样。韦伯认为每一个权力部门有独立的空间，依法而治，支配与服务仍然是权力的主旋律。权力的支配与服从与学术自由必然发生错位，学术自由不受制于支配与服从，学术自由还对权力进行边界设置。大学的权力本位，必然驱逐大学的学术自由，使学术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学术只有依附于权力才有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学术想离开权力，学术的意义就极其没有意义。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具有广泛的市场，因为当官就可以有资源，就有了变成权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每年的考公务员大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不但读书学而优则仕，而且学而劣则仕，读书做官几乎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纪宝成就说，博士主要在官场。读书做官，大学教授傍官，尤其是那些大学官中博导，招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社会的重要官员，有的大学校长博导就说，什么叫人才，在社会上当官的人就是人才。某重庆打黑标兵最后也在某大学博士毕业，并成了多家院校的兼职教授。一个没有时间读书的人成为大学的教授，只会让那些莘莘学子感叹学知识只有器的作用，工具的作用，人生的目标不是成就理想，而是成就官员，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别无他用。
大学官员垄断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官员垄断观念，成为既得观念集团，官员垄断权力，成为既得权贵集团，大学官员集利益、观念权力三位一体，形成强势的大学官员集团。只要大学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不放手，大学就成了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玩物。
中国的大学走到今天，走向随落，归根到底都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权力滥用使大学难以独立，使学术难以自由，使教授难以治校，使学生难以安放平静的书桌，使公民难以有思想的尊严，使社会难以有清新的空气，使社会都充满着权臭与铜臭，使中华民族难以位于世界之林，使中国发展失去了进步的方向。
扭转这一局面，还得回归大学的主流理念，还得让大学独立，还学术以自由。权力不再干涉学术，学术不再成为权力的器具。权力为学术自由提供物质条件，创造学术自由生长的空间。惟其如此，中国才有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如果权力对学术自由指手划脚，高校无论有多少大楼，也不会产生大师。民主国家以学术自由为基本目标，大学也因此大师辈出，就是没有出大师的学生，也是爱智慧、爱自由，对学术的兴趣和爱好，对学术的尊重在使他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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