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对民粹的恐惧有些多余了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民粹主义狂潮有出现的苗头和迹象，那也是特权社会中上层社会紧密勾结、贪婪和欺骗的继生结果。只防范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狂潮，而回避对根源的追究，那也太“公知”了吧。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公知”对民粹的防范就根源于“公知”的身份定位。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克服自己的“公知”身份，回归现代公民。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公众评价，而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自诩。自诩“公知”就把公共知识分子当成了一种身份，从而歪曲了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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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俄国的民粹派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这样的话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屡见不鲜，习以为常，它就是极端民粹主义者的宣言。
极端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力量大概产生于以下条件：一，有基本封闭的、非多元化社会环境存在；二，有联系相对紧密的精英集团存在；三，有一个或者若干个强势的平民领袖存在。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极端民粹主义就会被限定在社会思潮的范畴内，而不会成为即成的政治势力。在当今中国社会，条件一和条件三是不存在的，只有条件二的存在并不能使极端民粹主义从社会思潮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力量。专制统治者惯用的说辞是：“你们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主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展，否则天下大乱”；而另一些人惯用的说辞是：“我反对专制，但你们江湖政客也许比统治者更坏，没准你们带来的更加血腥”。仔细辨别，你会发现对江湖政客的排斥，对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政治的警惕，这两者背后暗含着类似的逻辑。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分赃体系，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已经相互结盟，他们处在一个庞大分赃体系的顶端，而且自诩为“精英”。身处政治核心的“精英”正在搞经济，身处经济核心的“精英”正在搞文化，身处文化核心的“精英”也正在搞政治。有权力的人，子女们搞企业都很成功；搞企业很成功的人，能买到各种文凭，还能去做官，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这里完美地凝聚在一起。是什么力量把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凝聚在一起？就是特权和特权所依托的体制框架。中国所谓的“文化精英”统统都在这个体制框架之内，就连大部分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细数一下那些有公共话语权的中国知识界人士，你不难发现他们的公共话语权大部分是体制赋予的。如果专制体制想要排挤一个人，他很快就会从公共视野中消失，然后很快就会被大多数人遗忘，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大部分异议知识分子不为人所知，原因也就在这里。当然，也有极个别异议知识分子是有些公共话语权的，这要拜谢互联网的产生，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些极个别的异议知识分子他们原来大多就是从分赃体制的顶端反叛出来的，所以才名声大震。
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地和体制脱不了干系，那些活跃在传媒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依照自己的良知和知识结构为苦难的国人说一些公道话，也很被人尊敬地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因为屁股坐在这个体制上，就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与异议知识分子一样，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也热衷于谈论社会转型，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公民社会。但是很显然，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是一条坎坷的道路，不是依靠高谈阔论所能走得通的，也许会有很多人锒铛入狱，也许会有很多人血洒街头。说白了，民主化就是对现行体制的解构，它包含着整个社会的重新洗牌，这就对原先依托于体制而存在的“精英集团”必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冲击，身处特权集团里的人必然会对这种冲击产生逆反情绪。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既然是依托体制存在的，那他们在这一点上就很难例外，他们在欢迎变革的同时，也会有适量的防范情绪。
不可否认，无论朝野上下还是体制内外，这个社会有太多喜欢自由和民主的人，但很多人受到身处“精英”地位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优势话语的影响，迷信精英治国论，处处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狂潮。屁股决定脑袋，公知也不例外，还有很多自诩有独立见解的人到这里就特点全无。于是乎，人们又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稍微和体制沾一点边，就敢为循序渐进的民主化道路做鼓吹；稍微和特权沾一点边，就敢大胆预言暴民政治的发生。你说那些喜欢自诩的“高明人”希望这个社会改变吗？是的，他们希望。但是他们更希望社会改变的时候，自己不被抛到“精英”之外，所以他们总是用警惕的眼光看待各种反抗，并不时地给别人挂上一个“江湖政客”或者“极端民粹主义”的标签。这是实际。所以我说，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对极端民粹主义的恐惧是多余的，或者是被误导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但是中国知识界对极端民粹主义的防范确实又是存在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会成为民主化的敌人或者绊脚石，而是说这些人往往会对自己有个定位，他们或者是希望与现行体制进行合作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或者是希望在不损害自己“精英地位”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结构。人嘛，都有一样的人性，希望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这可以理解，但一切都要凭你自己。如果害怕社会运动改变自己的处境，因而恐惧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民粹主义狂潮，那就很无聊。
中国是一个半开放、半多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不会掀起民粹主义的狂潮，而事实上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民粹主义狂潮。某些人对正在发生的惨剧熟视无睹，却对还没有出现的事情产生恐惧，这是一种逻辑非常奇怪的高明。在这个多事之秋的年代里，每每出现突如其来的社会反抗事件，鼓吹民主的人们也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一部分人击掌相庆，另一部分人开始质疑反抗者：这是不是江湖政客搞得鬼？会不会是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要登上台？等等。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民粹主义狂潮有出现的苗头和迹象，那也是特权社会中上层社会紧密勾结、贪婪和欺骗的继生结果。只防范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狂潮，而回避对根源的追究，那也太“公知”了吧。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公知”对民粹的防范就根源于“公知”的身份定位。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克服自己的“公知”身份，回归现代公民。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公众评价，而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自诩。自诩“公知”就把公共知识分子当成了一种身份，从而歪曲了其本意。
以人类历史而言，高度文明通常为上层精英所开启。因为上层精英通常不需担忧衣食住行和油盐酱醋的问题，他们有余力去参与政治活动、发展文化活动，从而更显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但这样的成果当然是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共同努力的结果。若无大众阶层提供生产服务，精英阶层就没有余力发展任何能够归功于自己的文明。由此可知，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存在，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当今的多元化社会里，这样的明确二分法针对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一件具体的事情却是无所谓的。一个人是属于精英还是属于大众，这种界定并没有明确的指标。比如奥巴马，他一出生也许不是什么精英，大概是从政以后才成为精英，那么这能说从政就是精英的标准吗？显然不能。再切换到奥巴马的家庭看看，谈政治，奥巴马是精英；弹钢琴，奥巴马的女儿也许就是精英了。多元社会给了人们更多的可能性，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如果做得优秀就是精英，换个领域就是大众。好比现在的微博，很多“公知”的发言漏洞百出，而网友的发言却精彩独到，深刻有加。你说发言的时候谁是精英呢？
在一个泛义的角度上，任何社会都有精英和大众的分野，甚至精英治国也从来就是一种政治现实，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精英和大众的分野不应该是制度化的存在，精英治国也不应该是制度化的现实。里根被选上了总统，他就是政治精英，否则就是演员；奥巴马被选上了参议员和总统，他就是政治精英，否则就只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应该把自己固化在“精英”或“公知”的身份里固步自封，而应该把自己升华为能够担负时代责任的现代公民。我们要建设的新社会不是精英的社会，也不是大众的社会，而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以自由为本位价值观、是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础的、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公民社会是以公民为基本社会单元并以平等权利和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这个社会承认一切事物都必须尊重人的存在，以人的立场出发，按照人性的要求，使每一个人都能最大限度获得自由并因此实现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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