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伤痕与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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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 许知远  
    一
    
    我在雕塑园中闲荡,夏日午后的台湾,有一种粘稠的热。如果仔细打量,你会发现标准化的雕像也有细微差别,而其中一些,甚至走样得离谱。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崇文国小的胸像,他的脸部完全凹进去了,还有一对大扇风耳,它不像浙江人蒋介石,倒像安徽人朱元璋。难道是因为屏东远离台北,对于蒋公的理解也更偏颇吗?
    
    我记得曾荣鉴的反复叙说:要用美学眼光来看待它们。但美在哪里?专制创造美,法老们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奥运会、斯大林的莫斯科,还有毛泽东的《东方红》,都有特别的诱人之处。它们也是规模的胜利,只有专制力量才能动员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完成浩大的工程。蒋介石的雕像,也是规模的胜利。倘若台湾作家林双不的统计值得信赖,台湾共有四万五千座大小不一的蒋介石像。
    
    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可以追溯到南京时代。在一个表面统一、内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领袖崇拜能加强他的个人权力,也能维系政权的某种一致性。这当然也与当时的世界潮流相关,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的兴起有关。也像他们一样,蒋介石期望自己不仅代表着现行的政治权力,也是民族传统的代言人。他穿着戎装,在日本受训,雇佣德国军事顾问,娶了威斯理的毕业生,却坚称自己有一颗儒家的心,最重视孝与仁。对一些外来者来说,他有时就像个令人费解的复制品,一些人甚至创造了“儒家法西斯主义”来形容他的统治。
    
    日本人的入侵摧毁也造就了他。他的权力范围退缩到中国内陆,同时,他又变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领袖。在国际舞台上,亨利?卢斯的媒体帝国,把他描述成坚忍不拔的领导人,他与宋美龄构成一对超级明星,是自由中国的象征。而在国内,所有对他的攻击都暂时消隐了,人们需要这样一个抵抗的象征与神话。
    
    这股崇拜热潮在抗战后达到了顶峰。蒋介石的巨大肖像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而在他六十寿辰的一九四六年,各电影、戏院开演时先要放映他的画像,各学校出版祝寿壁报,各报纸出特刊并印红色,书店里他的著作减价发售,照相馆也有优惠,每一位顾客送他的照片一张。
    
    二
    
    这种方式也被带到了台湾。在台湾光复后的第一百九十二天,第一尊蒋的雕像就竖立起来。而当庞大的国民党政权都退缩到这个岛屿时,这种个人崇拜变得更加迫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他是孙的指定继承人,他们二人的思想、形象要占据台湾的每个空间。
    
    不过,倘若比起海峡对岸的毛泽东崇拜,它的深度与广度,都难以企及。前者是无孔不入的极权制度造就的崇拜,后者则松散得多,它密集出现在公开场所,却从未准备进入家庭与卧室。
    
    对蒋介石的崇拜也很难说是自上而下、强迫式推动的。政府、公众、商家、地方士绅、学校、赞助人、雕塑家、制作者、铸造工厂,它们形成了一种生态圈,也是一项庞大工业。
    
    对于雕塑家来说,它既是一项工作,也可以在其中展现自己的技艺,激烈的竞争还逼迫他们提高专业水平。这也是一项戴着镣铐的舞蹈。领袖的形象不仅是他自己,也是政治与权力的需要。
    雕塑园区中的一块告示牌上写着谢栋梁的介绍。他是一位知名的雕塑家,而园中收集的一些作品正出自他手。一九七一年,他从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兵役结束后,他成为一名专业雕塑家,却发现自己的作品一件也卖不出去。一位同学告诉他,因蒋介石去世,各通衢要道、机关学校,都要矗立蒋介石铜像,这可能是谋生的好出路。
    
    一旦开始尝试,谢栋梁发现,雕塑领袖铜像并非易事。台湾当局制订了厚厚一大本的《总统蒋公铜像制作办法》,细致到半身铜像只能做到三个扣子。他也无缘观察雕塑的对象。他只在成功岭当兵时,,远远见过一次前来巡视的蒋介石。他唯一能依赖的是大量的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
    
    困难不仅如此。众多雕塑家都卷入这一热潮,这是他们暗淡前途中的希望来源。每个单位征选铜像都有上百件作品角逐。谢栋梁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要使蒋介石的表情“威而不严”,他还发现自己 “跟坐姿铜像特别无缘,不过立姿和骑马铜像就是我的强项,因为评审对我所塑的蒋介石表情,特别满意”。
    
    他赢得了“蒋介石铜像雕塑家”之称。在铜像需求最旺盛的几年,他每年创作的蒋介石铜像超过三十尊。他不仅养活一家五口,还买了大房子,自由雕塑自己喜爱的题材了。
    
    我没找到台中的谢栋梁,他必不愿意再谈论这段往事。不管多么出于现实所迫,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仍是个污点。近代艺术家的形象,不正是一个权力的反抗者吗?
    
    曾荣鉴最喜欢那尊骑马的青铜像,蒋穿军装,气势威严,他的人生有几个这样的欣慰时刻——北伐成功时,抗战胜利时。但他从不是个有魅力的领袖。一九三九年,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他发现“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象力”的领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
    
    再威严的形象,也禁不起时间的考验,何况这些威严是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在眼前这尊气势逼人的铜像上,从蒋介石帽沿到伸出的左拳之间,结满了蛛网。
    
    三
    
    将近两百尊的雕像,一样的面孔与表情,彼此对视,它激起的不是景仰,也不是愤恨,而是荒诞。不过,在雕塑园的边缘一角,那尊用残片组成的雕像让我震惊与失语。
    
    他端坐着,身穿中山装,右手半握拳,左手拿书,那本书该是《中国之命运》,或是《三民主义》。两肩处是两个空洞,胸部则是一条宽阔的裂缝,至于腰则干脆消失了,再下则是屈起的双腿。
    
    它高六点五米、宽五米,是台湾最大的蒋介石坐姿雕像。它原本矗立在高雄市文化中心前,建造的年份是一九八一年。那也是台湾最肃杀的时刻之一。两年前的美丽岛事件,令台湾的民主运动陷入低潮。高雄正是这股民主运动的中心。如此规模的铜像,是在宣称谁才是台湾命运的主宰者吗?
    
    后来,一切又颠倒过来。二零零七年春天的一个凌晨,上百名警察包围了中正文化中心,巨大的幔布围起了雕像,接着传出刺耳的电锯声。幔布外是抗议的民众,记者则被警察抬走。
    
    答应接收这尊巨大铜像的大溪镇公所在清晨发现,他们收到的不是铜像,而是二百多块废铜片,蒋介石的头孤零零地躺在其中,仍微笑着。一九八一年造价一千两百万元的蒋介石铜像,只用九千五百元就拆卸完了。
    
    雕塑园区中的一块告示牌上写着谢栋梁的介绍。他是一位知名的雕塑家,而园中收集的一些作品正出自他手。一九七一年,他从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兵役结束后,他成为一名专业雕塑家,却发现自己的作品一件也卖不出去。一位同学告诉他,因蒋介石去世,各通衢要道、机关学校,都要矗立蒋介石铜像,这可能是谋生的好出路。
    
    一旦开始尝试,谢栋梁发现,雕塑领袖铜像并非易事。台湾当局制订了厚厚一大本的《总统蒋公铜像制作办法》,细致到半身铜像只能做到三个扣子。他也无缘观察雕塑的对象。他只在成功岭当兵时,,远远见过一次前来巡视的蒋介石。他唯一能依赖的是大量的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
    
    困难不仅如此。众多雕塑家都卷入这一热潮,这是他们暗淡前途中的希望来源。每个单位征选铜像都有上百件作品角逐。谢栋梁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要使蒋介石的表情“威而不严”,他还发现自己 “跟坐姿铜像特别无缘,不过立姿和骑马铜像就是我的强项,因为评审对我所塑的蒋介石表情,特别满意”。
    
    他赢得了“蒋介石铜像雕塑家”之称。在铜像需求最旺盛的几年,他每年创作的蒋介石铜像超过三十尊。他不仅养活一家五口,还买了大房子,自由雕塑自己喜爱的题材了。
    
    我没找到台中的谢栋梁,他必不愿意再谈论这段往事。不管多么出于现实所迫,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仍是个污点。近代艺术家的形象,不正是一个权力的反抗者吗?
    
    曾荣鉴最喜欢那尊骑马的青铜像,蒋穿军装,气势威严,他的人生有几个这样的欣慰时刻——北伐成功时,抗战胜利时。但他从不是个有魅力的领袖。一九三九年,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他发现“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象力”的领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
    
    再威严的形象,也禁不起时间的考验,何况这些威严是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在眼前这尊气势逼人的铜像上,从蒋介石帽沿到伸出的左拳之间,结满了蛛网。
    
    三
    
    将近两百尊的雕像,一样的面孔与表情,彼此对视,它激起的不是景仰,也不是愤恨,而是荒诞。不过,在雕塑园的边缘一角,那尊用残片组成的雕像让我震惊与失语。
    
    他端坐着,身穿中山装,右手半握拳,左手拿书,那本书该是《中国之命运》,或是《三民主义》。两肩处是两个空洞,胸部则是一条宽阔的裂缝,至于腰则干脆消失了,再下则是屈起的双腿。
    
    它高六点五米、宽五米,是台湾最大的蒋介石坐姿雕像。它原本矗立在高雄市文化中心前,建造的年份是一九八一年。那也是台湾最肃杀的时刻之一。两年前的美丽岛事件,令台湾的民主运动陷入低潮。高雄正是这股民主运动的中心。如此规模的铜像,是在宣称谁才是台湾命运的主宰者吗?
    
    后来,一切又颠倒过来。二零零七年春天的一个凌晨,上百名警察包围了中正文化中心,巨大的幔布围起了雕像,接着传出刺耳的电锯声。幔布外是抗议的民众,记者则被警察抬走。
    
    答应接收这尊巨大铜像的大溪镇公所在清晨发现,他们收到的不是铜像,而是二百多块废铜片,蒋介石的头孤零零地躺在其中,仍微笑着。一九八一年造价一千两百万元的蒋介石铜像,只用九千五百元就拆卸完了。
    
    雕塑园区中的一块告示牌上写着谢栋梁的介绍。他是一位知名的雕塑家,而园中收集的一些作品正出自他手。一九七一年,他从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兵役结束后,他成为一名专业雕塑家,却发现自己的作品一件也卖不出去。一位同学告诉他,因蒋介石去世,各通衢要道、机关学校,都要矗立蒋介石铜像,这可能是谋生的好出路。
    
    一旦开始尝试,谢栋梁发现,雕塑领袖铜像并非易事。台湾当局制订了厚厚一大本的《总统蒋公铜像制作办法》,细致到半身铜像只能做到三个扣子。他也无缘观察雕塑的对象。他只在成功岭当兵时,,远远见过一次前来巡视的蒋介石。他唯一能依赖的是大量的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
    
    困难不仅如此。众多雕塑家都卷入这一热潮,这是他们暗淡前途中的希望来源。每个单位征选铜像都有上百件作品角逐。谢栋梁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要使蒋介石的表情“威而不严”,他还发现自己 “跟坐姿铜像特别无缘,不过立姿和骑马铜像就是我的强项,因为评审对我所塑的蒋介石表情,特别满意”。
    
    他赢得了“蒋介石铜像雕塑家”之称。在铜像需求最旺盛的几年,他每年创作的蒋介石铜像超过三十尊。他不仅养活一家五口,还买了大房子,自由雕塑自己喜爱的题材了。
    
    我没找到台中的谢栋梁,他必不愿意再谈论这段往事。不管多么出于现实所迫,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仍是个污点。近代艺术家的形象,不正是一个权力的反抗者吗?
    
    曾荣鉴最喜欢那尊骑马的青铜像,蒋穿军装,气势威严,他的人生有几个这样的欣慰时刻——北伐成功时,抗战胜利时。但他从不是个有魅力的领袖。一九三九年,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他发现“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象力”的领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
    
    再威严的形象,也禁不起时间的考验,何况这些威严是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在眼前这尊气势逼人的铜像上,从蒋介石帽沿到伸出的左拳之间,结满了蛛网。
    
    三
    
    将近两百尊的雕像,一样的面孔与表情,彼此对视,它激起的不是景仰,也不是愤恨,而是荒诞。不过,在雕塑园的边缘一角,那尊用残片组成的雕像让我震惊与失语。
    
    他端坐着,身穿中山装,右手半握拳,左手拿书,那本书该是《中国之命运》,或是《三民主义》。两肩处是两个空洞,胸部则是一条宽阔的裂缝,至于腰则干脆消失了,再下则是屈起的双腿。
    
    它高六点五米、宽五米,是台湾最大的蒋介石坐姿雕像。它原本矗立在高雄市文化中心前,建造的年份是一九八一年。那也是台湾最肃杀的时刻之一。两年前的美丽岛事件,令台湾的民主运动陷入低潮。高雄正是这股民主运动的中心。如此规模的铜像,是在宣称谁才是台湾命运的主宰者吗?
    
    后来,一切又颠倒过来。二零零七年春天的一个凌晨,上百名警察包围了中正文化中心,巨大的幔布围起了雕像,接着传出刺耳的电锯声。幔布外是抗议的民众,记者则被警察抬走。
    
    答应接收这尊巨大铜像的大溪镇公所在清晨发现,他们收到的不是铜像,而是二百多块废铜片,蒋介石的头孤零零地躺在其中,仍微笑着。一九八一年造价一千两百万元的蒋介石铜像,只用九千五百元就拆卸完了。
    
    历史也完成了一次轮回。主持这项拆除的正是高雄市长陈菊。美丽岛事件发生时,她是个意气风发的二十九岁姑娘,一名坚定的国民党权力挑战者,并为此付出了六年半的牢狱生涯。
    
    碎片被重新组装到一起。它的规模尤在,漏空处更有一种残缺之美,它的名字是《伤痕•再生》。我试着想象那个春天的凌晨,那夜幕中刺耳的电锯声。我也想起一位当时旁观者的评论:这分明是鞭尸……他们想把蒋中正拉下神坛,却用了和蒋中正一样的方法。”
    
    在雕像前的开阔草坪上,一群儿童正相互追逐。而不远处一家咖啡店正有音乐传来,似乎是张宇的声音,其中的一句歌词是“于是爱恨交错”……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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