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论”在香港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只不过香港还算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最新排名,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下跌了几十位,很让人担心,但是毕竟社会的声音多元,资讯发达,香港也不存在一个个振臂一呼百万人跟随的意见领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你来我往,当一些香港人批评某些内地游客的行为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批评香港人同样有这样那样不好的行为,而因为这样,香港人甚至就失去了批评的资格,从而忽略了被批评的行为本身的对错问题,转向了道德上的相互指责。 孔庆东也是一样,不去谈论引发争论的缘由,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件泛意识形态化。按照他的逻辑,因为曾经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只有反省的义务。他还把一个香港人的言行,马上代入整个香港人群体,从而对一个群体来下一个判断,就好像那些把每个内地游客的行为,代入到整个内地游客身上。双方都忘记了,每个人作为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背负着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

一周前为外滩画报写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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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国渡完假回香港,在飞机上打开香港报纸,事情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依然还是有不少在谈论孔庆东的“狗论”。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新春期间,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发表了“众人同庆 贵在包容”的文章,谈到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与内地之间有文化差异,有时甚至于互相看不惯,不过大家中华文化的共同渊源总是最强大的,贵在包容。

 

虫论”在香港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只不过香港还算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最新排名,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下跌了几十位,很让人担心,但是毕竟社会的声音多元,资讯发达,香港也不存在一个个振臂一呼百万人跟随的意见领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你来我往,当一些香港人批评某些内地游客的行为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批评香港人同样有这样那样不好的行为,而因为这样,香港人甚至就失去了批评的资格,从而忽略了被批评的行为本身的对错问题,转向了道德上的相互指责。 孔庆东也是一样,不去谈论引发争论的缘由,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件泛意识形态化。按照他的逻辑,因为曾经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只有反省的义务。他还把一个香港人的言行,马上代入整个香港人群体,从而对一个群体来下一个判断,就好像那些把每个内地游客的行为,代入到整个内地游客身上。双方都忘记了,每个人作为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背负着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

这样的话,从字面上自然政治正确,其实文化差异,不单单是香港和内地,就算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同城市之间,都会存在,上海不就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很排外的城市吗?只是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如何理解看不惯,如何体现包容,就会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引发“狗论”的发生在火车上的争执,内地游客违反规定的行为,到底是文化差异还是规则差异?那此时的看不惯算不算不够包容?

 

在我看来,包容需要依据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行为规范的共识,没有原则的包容就是纵容。选择性的执法,对某一种人群网开一面,或者针对某一种人群,都是一种歧视,就好像广东道上的那家名牌店区别对待拍照的民众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对规则的破坏。不清楚规则的人,不一定是游客,很多时候也会是本地人,比如坐在出租车的后座忘记扣安全带,问题在于,在被知会了之后,是不是愿意修正自己的行为。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对于社会行为规则的维护,不要因为自己的沉默而让标准越降越低,这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在10年的时候,就发生过内地游客在商场,让孩子大便的事情,当时引发了很多的争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时没有人站出来提醒?如果提醒不果,为何没有人报警呢?因为根据香港法例,这已经是违法的事情。为何大家只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然后发泄的心情,就是因为对方是内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一周前为外滩画报写的专栏 —————————————— 从泰国渡完假回香港,在飞机上打开香港报纸,事情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依然还是有不少在谈论孔庆东的“狗论”。 新春期间,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发表了“众人同庆 贵在包容”的文章,谈到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与内地之间有文化差异,有时甚至于互相看不惯,不过大家中华文化的共同渊源总是最强大的,贵在包容。 这样的话,从字面上自然政治正确,其实文化差异,不单单是香港和内地,就算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同城市之间,都会存在,上海不就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很排外的城市吗?只是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如何理解看不惯,如何体现包容,就会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引发“狗论”的发生在火车上的争执,内地游客违反规定的行为,到底是文化差异还是规则差异?那此时的看不惯算不算不够包容? 在我看来,包容需要依据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行为规范的共识,没有原则的包容就是纵容。选择性的执法,对某一种人群网开一面,或者针对某一种人群,都是一种歧视,就好像广东道上的那家名牌店区别对待拍照的民众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对规则的破坏。不清楚规则的人,不一定是游客,很多时候也会是本地人,比如坐在出租车的后座忘记扣安全带,问题在于,在被知会了之后,是不是愿意修正自己的行为。 对于社会行为规则的维护,不要因为自己的沉默而让标准越降越低,这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在10年的时候,就发生过内地游客在商场,让孩子大便的事情,当时引发了很多的争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时没有人站出来提醒?如果提醒不果,为何没有人报警呢?因为根据香港法例,这已经是违法的事情。为何大家只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然后发泄的心情,就是因为对方是内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虫论”在香港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只不过香港还算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最新排名,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下跌了几十位,很让人担心,但是毕竟社会的声音多元,资讯发达,香港也不存在一个个振臂一呼百万人跟随的意见领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你来我往,当一些香港人批评某些内地游客的行为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批评香港人同样有这样那样不好的行为,而因为这样,香港人甚至就失去了批评的资格,从而忽略了被批评的行为本身的对错问题,转向了道德上的相互指责。

 

孔庆东也是一样,不去谈论引发争论的缘由,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件泛意识形态化。按照他的逻辑,因为曾经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只有反省的义务。他还把一个香港人的言行,马上代入整个香港人群体,从而对一个群体来下一个判断,就好像那些把每个内地游客的行为,代入到整个内地游客身上。双方都忘记了,每个人作为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背负着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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