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王立军不该逃，吴英不该死?!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刚刚透露，吴英集资诈骗案在一审、二审期间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有不少报道和评论，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复核死刑的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

王立军不逃美领事馆，可能就被迫“失踪”了。他岂不知？不得已而为之也。

杀人者终被人杀，这是规律！用人治治人者，终被人治治之，这是规律！恨法制者被法治之，这是规律！恨不得把律师赶尽杀绝者，最终也得求律师解救，这也是规律！

王立军错不该逃，吴英罪不该死。

有点意思！

历史将证明：王立军逃得糊涂，吴英死得冤枉。

作者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对王立军问题，此论未免太简单化了。事因未明，不宜妄言。

NC人的思维和视角。

2011年发生在挪威号称二战以来最惨烈的针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爆炸案、持枪杀人案，凶手竟然最后被定为精神病。要知道，此人行凶前曾长期精心策划，还发表长篇宣言，平时更无精神不正常表现，怎么就瞬间摇身一变成了精神病患者?—–

巴黎宋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极端分子就是精神病，就象中了马列教的中国革命左派，都是应该被长期关押的精神病患者!

政治的本性无法改变，衡量的标准只能是看最后的结果。至少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党内激烈竞争，整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它实际上也起着权力制衡和监督的作用。在中国不适合搞西式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不妨看作是次优的选择。正是由于这种竞争，才会有对不同模式的探索，也才会令许多贪腐官员东窗事发。—–

这句话更离普。政治的本性无法改变，但衡量的标准只能看过程是否合乎程序正义，而不是看结果。结果的公平正义只能由程序的公平正义来保证。

如果只看结果，那么肯定很糟糕。比如毛刘之争，毛林之争，本来是经济发展方法之争，和谁搞家天下之争，如果是西方公开的政党竟争，双方都把自己政纲公之于众，由民众自由选择，哪里会有十年浩劫之称的“文化大革命”，哪里会闹到林副主席叛国出逃摔死异国的血腥闹剧？

那么政治公平透明的模式选择之争结果好呢，还是黑箱操作的模式选择之争结果好呢？

美国闹了几百年公开透明的两党竞争，没见把国家整垮台，中国闹了几十年黑箱操作，却把国家整得死去活来几个回合了，两下对比一个，哪个好，哪个坏，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而且政治竞争的目的在于国家的发展进步，而不是在于贪官污吏的东窗事发，如果政治竞争目的在于贪官污吏的东窗事发，那么瑞典、挪威等几十年没有贪官污吏了，它们的国家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多党政治制度了？

还有一点得给你指出的是，咱伟光正的党早就宣布中国大陆实行的是世界最优最好最高级最文明的民主制度了，怎么到你嘴里一不小心成了次优选择了？按你的意思是西方多党制是最优选择了？这和你的一贯立场完全相反，你得解释一下。

政府要准许老百姓说话

文章引述中国史学家吴思指出，薄熙来的麻烦如果真的 导致重庆实践搁浅并不是好事，因为探索不同道路的人少了，这对中国改革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吴思认为，那些自称是自由派的人应当学会宽容。如果中国只有自由派，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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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在思想上、文化上和“走资派”辩论争斗；文革后是在肉体上、组织上将“文革派”清洗消灭。比一比谁更加宽容？“言论自由”了，各位应该说真话哟。
不知这条在审核员手下能否放行？

拜托，我们用脚想想都明白，美国这次的不透明，恰恰是应当天朝的请求而采取的。如果不是天朝的请求，美国把实况全部公开，对他而言，一点损失都没有，只是天朝的丑可就丢大了。

民主雏形的形成可能和地理环境有一些关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是古希腊产生民主雏形，而不是古秦国。 在罗斯也是诺夫哥罗德而不是莫斯科公国。但是推而广之的一个持久远大的宗教信仰，精神世界的支持是作为其坚实的基础。思想第一位，政治次之，经济等决定论其实在后。

我理解您从地理条件——生产方式——交换需求来分析不同文明发展的逻辑。并且这样“实事求是”（并非反对实事求是，而是指摘在人类复杂历史发展原因分析里面，缺乏更整体系统的眼光，仅仅顺着唯物主义一条思路来思考问题）的看事想事的人非常普遍，当然在一直缺乏神祗先验思想哺育的中国同胞中间更甚。然而，这样的逻辑实在是不能被广义的事实所周延地证明——还是我上封信的那个反问：“难道地球上就没有古希腊那样的靠海山区的地方了吗？”或者“为什么那些靠海山区的地方没有像古希腊那样的发展过程呢？”您的回信回避了这个诘问，实际上封闭了从另外一种新的视角来探索问题的可能。所以我讲的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角度您才非常不能理解，以至存在反感情绪。

事实上，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不同去分析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恰好是一个足够高企的思考立点。个中的逻辑则富有广泛周延论证的有效性。其逻辑推理或者因果关联的一般性在于：怎么看问题（思想观念）——怎么想问题（思维方式）——怎么干事情（行为）——怎样的社会、怎样的民族、怎样的文明。从这个逻辑链条的初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产生形成或者确定去分析，过去，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说道，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而是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产生的。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恰好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文化的世俗属性——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历来就是停留在现实可见可摸的事实情况里面思考问题的，正所谓前面的乌龟爬出了路，后面的乌龟照着爬罢，这就从根本上约束了中国人高端思想的发生，致使中国人不可能想象出超越现实的观点方式来促进社会飞跃性的发展。

让我们用上述简要的理论观点来查看民主科学理论的产生原因可能更便于提高认识。人类社会及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一个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从渔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其代表性的事物一般都是旧有社会所没有的新生东西。而这些东西的出现无疑就需要先有思想的绸缪。民主科学理论的出现也不例外。比如我们讲到的科学，一般现代科学的出现是300多年前的事情，而事实上，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思维源头却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中国历史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科学。其根源还是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精神追求。所以我们的四大发明本质只能是技术性的。2000多年前，有位中国人也发现了勾股定理，但那只是局限在一种特殊的直角三角形时才有用。而比其更早100多年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却已经研究了三角、几何、政治和哲学等一系列理论成果。古希腊为什么就出现了人类最早的诚邦民主政治？还是他们有着相应的理论思想指导呵。

附网友来信：谈两点意见：

严格说来，问题的深浅性质，是一个无法用科学标准予以判断的东西。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说，与结果直接相关的要素（即原因要素）可称为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再往前寻找原因，就是原因的原因，那就是逐渐往“远因”方面靠拢了，直到社会科学无法再继续探讨原因为止，那就是我称为社会科学中“终极原因”的东西了。如果没有“社会科学”这一限制性范围，那么任何现象的终极原因就是自然界本身。但镇压办法的终极原因探讨，在科学上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由结果探索原因的方法，可以称为“执果索因”。

反过来，我们把已经搞清的因果关系，按照逻辑次序“由因导果”叙述出来，那么终极原因就处于基础的逻辑地位，它在我们的叙述中就在最前面。从最终结果来看，终极原因也可以称为“深层次原因”，但这一称呼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最基础的原因，不一定就“隐藏得最深”，正相反，它就在眼前，问题在于如何阐明它和最终结果的关系。

再直白的说，理论科学必须向中学生都知道的几何推理一样，从最浅显、普遍的“公理”、“不定义概念”出发。吧它们称为“深层次”的东西，显然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因此，我是不赞成楼主对“深层次”的解释的。您说：

“讨论问题的深浅性质应由什么来作判断标准呢？从抽象角度看，越深层的问题应该是越具隐蔽性的方面。”

您接着说：“什么地理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乃至所谓的生理意义上的人种因素都是浮在表面的显现浅因素，最深层的因素只能是藏在人们大脑深处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观念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简直无法理解您把“大脑深处”的东西看做社会历史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您又继续写道：“思想观念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由什么造成呢？从古希腊智者的产生来源看，最根本的因素只能是那种先验的神祗的历史的灌输的宗教信仰的理想理念了。”

先生，您的这一看法是从“古希腊智者的产生来源”看出来的。换句话说，是归纳出来的。那么，我们普通大众没有如此敏锐的观察能力，看不出来，该怎么办？

您说：“我还注意到您来信分析的问题重在经济交往所引起的方面，这种观点事实上似乎可以归结到我们过去被长期灌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去，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我可以肯定地说，你看错了。我对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决定”甚至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无法准确定义的概念是非常反感的。在论证中也从来不使用这些东西。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其实非常简单，这就是改善生存状况的努力。至于他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改善状况，那就要看他们处于其中的客观条件如何了。就近代历史说，欧洲和中国之所以获得大不相同的发展结果，正是由于繁衍、劳作于其上的人遇到了大不相同的自然地理讨论。至于如何由不同地理条件解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那正是社会科学家的关键任务。

社会生活的重要悖论是：人们都追求多样化的消费，而生产的特点却是专业化生产（生产单一产品）时效率最高。于是发展专业化生产，同时又发展商业交换沟通生产和消费，就是社会发展的全部任务。那些有利于发展商品交换的地域，也才能够发展专业化生产，也才最容易发展起来……

我论证中使用的基础原理就是如此。可以说这是最浅层次的原理。但从社会发展状况追溯到这一原理，却是需要很多中间环节的，因此，按先生您的看法，这当然又可以看做“深层次”的东西了。

再说句不太尊重的话：像先生那样，把古希腊高度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藏在人们大脑深处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观念的不同和思维方式”，叫我说，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再搞什么历史原因探索了。

敬请批评。

这样无理的文章还鞭辟入里？你们继续投票啊

一个人在社会当中想要很好地服务，首先应该学会沉潜。沉潜代表了一种专注，像抢注商标似的抢注热点有什么意义？能专注才能冷静思考、理性思考。我们的承载力和可融性很小，能力也很弱。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把精力放到别的上面去，没有意义。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人们为了肯定你，支持你，把它冠以很多的英雄主义色彩，自己千万要冷静。——王立军

我们需要王立军这样的打黑英雄！

人民群众说重庆好，你们就要给重庆抹黑；人民群众说王立军好，你们又开始污蔑王立军。真相总会出来的！王立军，就是打黑的英雄！他给重庆人民带来了安全感。

仆人出了事，不用报告主人，让主人去猜谜，甚至连谜都不允许猜，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只能用特色来搪塞了。

西红市发生的事，不知结果如何—-但也说明文革还是回头不了，也算中国人的一次胜利的实验吧。

苦口婆心说了一大堆，我看真在理，可是针对的那些掌权者，手中有权力眼睛都具有特异功能，一眼向上觑着，一眼向下乜斜着，安危冷暖什么都知道，怕谁？心都黑了，非要人有良知，都不是人了，非要用所穿衣服去判定人与动物的区别。

您这篇文章中，“俯卧撑”、“西红市”也是在让读者猜谜。当然，大家都懂的。

依在下愚见：抛弃猜谜游戏，要从我做起。不知木然网友意下如何？

民主比专制就好那么一点点

民主可能选出一个“流氓”，

但它可以让这个“流氓不敢再流氓”；

专制可能选出一个“好人”，

但它会让这个“好人”变成流氓；

民主会让一个坏人变好，让好人更好；

专制会让一个好人变坏，使坏人更坏。

民主不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但是它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东西。

德治与法治就那么一点点区别

德治对好人不需要，对坏人没有用；

法治可以保护有德的好人，又可以惩罚无德的坏人，让坏人变好；

无法很难有德，有法肯定有德。

法治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治理，

但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比它更好的治理。

分析得很透彻，很到位。打黑除恶本无可厚非，贤人政治模式才是重庆模式的致命缺陷。虽然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但仍有人崇拜人治模式。一个社会中有不同意见是必然的，允许想、允许讲、允许实践才能真正保证创新。如果有人觉得重庆模式好，就允许他们在某个县继续实验好了，只要当地的人民扶持他们。

我决不相信像王立军这样有问题的官员能治理好国家！

近代以来的各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没有程序上的规范，实质上的政策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请问，私自武力抓捕王张江姚，程序规范正义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怕还是不怕？搞一个人权状况的国民公投得出的结果最能说明问题。可惜政府不敢这么做！

作者的推理有问题。从数学角度看，13亿当然大于13。但是从权利角度看，13亿就未必大于13。就是说，作者的前提不对。这就有些“揣着糊涂装明白”的意思了。

应当把北大孔教授的“三妈”送给郑熙文者厮。

王立军事件之所以受到众多关注，原因之一是，此事在波澜不兴如同一潭死水的中国政局中，投入一颗石子，激起阵阵涟漪，使圈外人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它的呼吸。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人对启动政治改革充满期待。

些重庆受访民众就将整起事件理解为政治迫害，是自由派与既得利益集团针对重庆与薄熙来的打击报复，是思想意识形态斗争、国家发展路线斗争的外化。

自由派知识分子有什么能力打击到他们，扯谈不是这么扯的，明明是宫廷政治，何必拉扯到社会的闲杂人等和草民呢？

方先生此言差矣，有诛心论之嫌。先生对热点话题的追逐，评论，解析，我等从来没想过先生的出发点是“不在乎事情的对错与真相”，只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品牌，大量学术用语的运用也是为了在庶民面前建立“品牌差异化”？

方舟子反中医药反宗教邪教迷信伪科学挺转基因等科学立场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水平不算高，打假科普的动机当然也是为了个人名利，并且存在学术不端和一些低级错误，但是人人造假处处是假的时代他有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的稀缺性，他曾经反皇帝也反贪官只不过也向左转和五毛结盟和美帝保持联系。
韩寒没有代笔，只是没有文化，他不愿意进行专业知识学习，韩寒还是韩寒。

从市场占有率方面看，方绍伟的份额远远低于韩寒方舟子刘瑜罗永浩，但是看起来方绍伟的品牌质量很好，只能理解为方绍伟不愿意参与竞争，因为方绍伟在美帝已经找到了好工作。而韩寒要还房贷所以继续坚挺，方舟子想经济独立粉丝增长很快，刘瑜她爸退休了情绪低落安心当官二代，罗永浩经营不善先收拾好自己的事。

不知道什么是公共价值，但我知道70%的人的死亡可以避免，在中国人人都是刽子手，名气能力越大罪恶越大。

此帖应该在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一日星期六的一文中的跟贴，大概编辑工作太忙“给忘了”——没发出来，今日又看到讨论“敌对势力”的定义，故作修正后贴在此文之后，但愿，不会再被“遗忘”。
可是忙碌之中，忽然发现，XUPING网友在本网站2012-2-13 21:16:40发布的《“敌对势力”如何定义？》一文也失踪了。没办法，只好贴在今日的读者留言——《服务社会须先学会沉潜》的文后了。
读李悔之先生请教“B书记”的《“敌对势力”来自何方？》一文，略有收获。
首先弄清了B书记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提出了“敌对势力”的观念，但是B书记没说清楚敌对势力在那里？
然后，从李先生的请教中，弄清楚了：国外的敌对势力——就是众所周知的“表面上与涛哥、邦哥、宝哥他们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显得比“同志加兄弟”还热呼，见面还必说“两国人民具有深厚的传统友谊”，但毕竟“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世界上一切反动派。
但是，李先生最终也没弄清楚国内的敌对势力来自何方？
最后，李先生拜托那位深入帝国主义领地“侦查”/“调研”/“考察”的 瓜瓜回来再说。那自然，我们也是翘首待望了。
呵呵！拜托李悔之先生，一旦有信，可千万早日告之啊！

比起乌有之乡那边的火爆，这里简直不能用冷冷清清一词了得。如果不是选举网自废武功，那就是预示着某种导向，一种非常危险的导向。可能各位比我的感受更深。2012….

我认为高斯的《正十七边形的做法》办法倒是很妙。其实，到第五步就已经完成。后面不必那么复杂。证明起来有点困难。要证明8:9的问题。

国洪文兄台的话不可漠视。我们这个国家，历来是“爱吹”的。文中提出仲永，就是一个例子，古已有之有何怪哉？一个孩子，从小就以“天才”视之，别人可以不觉怎么，其家长则必须谨慎，如果这孩子已是成年人，如林立果，则必须自己也十分当心。否则，被捧杀的可能性就会十分大啊。

如果吴英触犯了法律，即使又出了一个邓小平，那种以践踏法律的方式为某个人提供法外施恩式的保护不要也罢。也许在有些人看来，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但是，在法律信仰者的眼里，法律的生命高于一切。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坏的法律必须尽快废除，但是在它们继续生效的时候，为示范起见，还是应该严格遵守。”这也是林肯的意见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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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说法，法律至高无上，只有当这个法律本身是以合法的方式出台、并且真正体现人民的公共意志的时候，才是成立的。当法律本身只是统治者单方面意志的体现，而基本不体现国民的公共意志的时候，你这套观点就无异于法西斯主义的法治观了，就是说，只要是法律，管他是以什么方式出台的，管他是否真正体现公共意志，都一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必须一律无条件服从。
你拿林肯说事，可别忘了，美国的法律绝对不是统治者单方面的意志强加于全体国民的，不管有什么缺陷，美国的法律的出台，从程序到内容，基本上是可以说体现国民公共意志的，所以，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当然是神圣的，不容侵犯的，必须成为国民的信仰。可是吴英所在地国度，情况完全相反，在这里，法律只是统治者的单方面意志强加于国民，与公共意志毫无关系。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要求国民去信仰这样的法律？

这里似乎有个问题，法律若不能有效制约政府行为，怎么可能成为公民信仰？

回李钟琴先生：细读了你对本文的跟贴，且不说你讥人又瞎又聋何等有失风度，内容上也只不过又一次重弹了“韩寒是假的”老调，未能对本文“不得打假要旨”着一字回辫。既然不得打假要旨，“打假”意义何在？正像人们现今已产生了“反腐麻木症”一样，不能铲除制度土壤的“方式无厘头打假”，初看有几分“正义”，实则无助于限制权力作恶作假，无助于社会进步，久之必令人滋生“打假麻木症”。这个道理，照你的水平应不难理解，何以跟在方舟子后面大捧其臭脚？在你要反的“专制”面前，即令韩有人“代笔”，也不过是现今社会难免的癣疥之疾，“倒韩”真是当务之急、那么重要吗？望三思！

分析的很好,中国就是这个实情: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权贵）资本主义。”
走向国家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必将再次爆发革命。中国共产党必死无疑。
宪政公民社会是唯一的出路。

支持“匹夫”的正义之声！这一呼声，不仅仅发自一个“匹夫”，更代表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

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实际状况！
气死马克思！

　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看来在观察、官场已失意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这个黑官场，刚直人是无法混的！

从打黑英雄到美国领事馆滞留，王立军副市长的“休假式治疗”内涵颇为丰富，个中玄机，宛若当年林副统帅自我爆炸式的令我等草根不可思议！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经济成果丰硕，但政治制度的创新却乏善可陈。官场的屏蔽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反差甚大。除台港澳地区以外，民意无法决定各级领导人的升任去留。一到换届，普通党员以及老百姓不知道将要带领我们继续改革开放的领导是谁，更不要说选择为我们服务的公仆了，只好去猜，马路消息满天飞，何等悲催！我们人民这大家做主的工作做没做好，真对不起马恩这些革命导师啊！

“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
“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对彼此抱有很大的好感和兴趣，渴望交流互鉴、深化友谊、共谋发展。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不合作。我相信，有16亿人民共同支持的中美关系给世界带来的将是更多和平、繁荣与发展。”
——说得好！这是人民的需要、人类的需要！这才是符合全人类长远利益的大局！但是，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发展阶段的不同，两国人民、政府、学者的观点存在许多差异并经常发生一些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根本不必搞什么韬光养晦，更无须动辄说什么敌对势力，一旦发现有差异有分歧，根本没有必要夸大其辞、扩大分歧，上纲上线，应该是早有预料、胸有成竹，彼此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开诚布公地谈就是了。
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学者对美国人民和政府是能够理解的，也是敢于批评的；希望中国官员也能够与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摆脱狭隘的“左”的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羁绊和顽固偏狭的官僚习气，改变表里不一，国内国外两副嘴脸的恶劣作风，努力开创和平民主外交的新格局。此次习副访美自当一改当年访委的故作姿态的作派，发扬更早时期访美的诚恳纯朴的优良作风，为我们的官员作出崭新的榜样。

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不是要海葬吧？

好的知识分子兴国 坏的知识分子败国 知识分子以德才论好坏 毛主席时代 有很多还没有改造过来的所谓知识分子 企图兴风作浪 又不接受好的教育 结果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后来他们借改革开放咸鱼翻身 现在一幅贪得无厌的嘴脸

没有独立的学术,哪来自由的思想?党国需要的是吹鼓手,不是知识分子.

归根倒底还是官权腐败。

这次大选，应该是俄罗斯从共产制度废墟上走到正常道路上的重要一个拐点。
以前的威权政治的崩溃，会令国民暂时的彷徨，还会惯性思维的“选”一个威权人物—就如中国人的理念找一个唐宗宋祖包公海瑞。
而经过了20多年的民主社会的实践，逐步适应了自己思想，自己选举，就出现一股“抛弃普京”的浪潮了。
不管这次普京是否当选，都说明俄国人成熟了—就如当初选出陈水扁而后来又文明倒扁的台湾人一样。

国家丢失了6岁之前的教育—这还算幸运的一面啊。
要是一出生就开始读毛选邓理论江三句之类，还没有会走路就变神经病了。

老蒋时期的观念，中国如今仍在大陆流行，我无言。
军队，就是国家的卫士，不能是统治者的工具。
这样简单的全人类都明白的道理，我们还要摸石头。
保卫敢预言：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光州事件的教训在中国大陆重演！

只有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才可能为民代言。权力指定的代表，只能是为权力代言！

作者的“质疑鲁迅”在凯迪网已经被好事者逐句反驳了，不自知而还在这里“自慰”，如果方的质疑如您的那样没水准，大家只会笑方不会损韩毫厘，而实际情况呢。。。。

　这样的执法手段在饱受治安败坏困扰的普罗民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重庆至今绝大多数民众都肯定王立军的功勋。但讽刺的是，特别是在重庆执法期间，也让他明里暗里树立了许多敌人，包括来自政界。

我们有幸生活在赫鲁晓夫的时代，马丁路德金的时代，曼德拉的时代，金大中的时代，戈尔巴乔夫的时代，昂山素季的时代。
可不幸的是我们也生活在诸如波尔布特等人的时代。
我们的子孙，还会碰上那一些风云人物？

政府所控制的部分是小块还是大块，并非必要的标准。
要做到的是：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控制着就等于替“国民”这个董事长打理公司的“经理”，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给予“董事长”呈报财务开支状况，经营大方针的计划的审批，利润分配的方式。。。。。
另外非国有企业的“人格”应该完全跟国有企业的相同，银行只应该根据效益判断借贷额度而不是所有制的身份。
经济上的混乱，就导致权力的滥用—因为掌权者必然抓住布满漏洞的经济体系来追逐巨大利润的，别跟我说某领导同志是“圣人”。

药家鑫那句话是对的，这些人“确实难缠”！

“厘清政府职能”—前提是先完善政府架构。
我一直认为，以党代政比现在的党政并存（不指国内，指政府内）还好，起码职权明晰，各司其责。
书记既然是第一把手，那就取消一切省长市长县长的衔头，书记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不然市长做的对，书记有政绩，市长做的错，书记去批评，这样稳赚不赔的书记坐在市长头上，公平吗？
如此配置合理吗？

唱红也是人家的权力和自由。你不唱也就算了，你可以吹口哨。不过，你想摸石头，总不能也逼着人家和你一起摸石头吧。你夜过坟地吹口哨，不能也逼着人家吹口哨吧。

上联：北大已无蔡元培

下联：清大还有蒯大富

征求横幅？

没看法，能有神马看法呢？原来没有，现在突然出现大幅报道，这不是拿人当木偶吗

试一下，看可不可以正常使用？

孔教授是当代鲁讯,敢对眼下时局出现的不合理现象骂人是勇士的表现.你敢骂吗

还不是向重庆学的吗?为了更高的想法才做给世人看的,过去这几年干什么去了?广东出现的群体突发事件还少吗?

报道称：“演出一票难求”，感觉很奇怪。还是作者说明了原因：“正如昨天一些进场的中学生观众说，他们本来只是抱着被动的心情而来”，这些观众都是“被组织”的。

罪魁祸首：富士康！要抵制得先抵制或者关闭这个血汗工厂富士康！

50年代的老账还在翻？打右派的老右派早就做了定论 当前的中国问题不去思考 一天到晚纠结从前 可耻

这篇文章的作得一看就很业余，显然是网络历史爱好者写的。先不说文中驳斥了很多与核心观点不是很有关的小争议。为了证明自己观点可靠，作者居然还花了很大篇幅介绍了那个什么道尔教授，就因为其找到了似乎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述，更雷人的是，他引的这位教授的资格居然还是转引的…其它也不再多说了，居然为了顶新中国，连费正清原古时代的《美国与中国》都翻出来了。

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在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继续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毫不动摇、永不停顿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设计，继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根本思想路线。这一点不会变也不能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我们的人民才能不断增强为国家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么说也太不人性了。

中国确是禁止自由主义的铁幕！

特权医疗终结不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这对有些人来说，无异于是想断人家的活路。前年我在医院陪父亲住院，有一次看到一本单子，上面录了许多“人”，花销最大的是270多万元，最小的是30多万元。看到那本单子我差点住了院。

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没有外交！

王是一个好警察、好人，虽有错误，但不致犯罪，更不致判国，不要幸灾乐祸、不要落井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