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
潘光旦，字仲昂，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庄镇一个世代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进士，因无意于仕途，便在家乡办起新式学堂。1913年，潘光旦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他因跳高受伤，截掉一条腿。但是他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努力，终于在1922年实现赴美国留学的愿望。留美期间，他主修生物学、遗传学和优生学，先后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他先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并与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建立良好关系。1934年以后，他应清华大学邀请，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至云南，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他担任该校教授兼教务长。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他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任教期间，他主要从事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人才学、性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于受苏联影响，优生学成为研究禁区，他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研究方向也转移到民族学领域。1957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潘光旦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身体遭到严重摧残。1967年，他因病住院，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最终被迫出院，惨死家中，终年68岁。
潘光旦崇尚自由主义，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写了许多有关自由主义教育的文章，后来还翻译出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可惜他的声音已经消失，他的主张也被湮没。我把它们翻检出来，无非想寻找一面镜子，看看当代教育究竟是什么模样。
一、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前两年，《南方周末》刊登一篇记者对清华大学老教授孙复初的采访，题目是《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采访中，孙教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教育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考试成了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致使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我们的学校已经“成了炼丹炉”；第二，备受推崇而且大行其道的标准化考试，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极不科学的落后方法，它只能窒息学生的天赋和才能；第三，过去中国人学英语并不困难，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后，才开始变了样；第四，只有破除“|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等“计划教育”的紧箍咒，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其实，无论是早年学习苏联模式，还是后来引进标准化考试，都反映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重大失误。早年的事情暂且不论，就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下，人们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个人命运最好途径。于是，能不能顺应“计划教育”的模式，能不能通过标准化考试进入一所大学，就成了学生、老师、家长最大的思想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重现。
这难道就是我们需要的教育模式，并且是青少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吗？
为了弄清楚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妨看看以下这些论述。
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
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
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
这说明，把教育简单地理解成知识的灌输，是当今教育的问题所在。
那么，把教育的目的简化成单纯的知识灌输，会有什么危害呢？
早在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这些人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更可怕的是，近年来办教育的人虽然也承认应该破除成见，但是却只知道破除别人的成见，不知道破除自己的成见。这样一来，别人的主张是成见，而自己的主张却成了主义和学说。这种将某种主张定于一尊的作法，不但让青少年无法认识自己，也容易让他们遭受蒙蔽。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育。这种值意识的培养，可以让人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这就是说，如果只有大量知识而没有价值意识，就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蒙蔽。
到了抗战时期，潘光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把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当作争取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由就会不期而至，任何人剥夺不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由此可见，仅仅掌握大量的知识，非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还会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二、为什么教授会成为“学问之大敌”？
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细、专门知识越来越深奥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对专家教授充满敬意。于是，所谓“遇事找专家”、“没有专门知识就没有发言权”，就成了一种时尚。
但是，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做学问的目的，本来是让人们越来越多了解它，从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如今的教授却恰恰相反。由于他们总是把学问变得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复杂，因此使懂得它的人越来越少，批评它的人更是罕见。此外，学术界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相互对立的状况也很普遍，因此西方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所谓专家教授，其实是学问之大敌！
潘光旦认为，如果说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西方教授还能制造许多术语来唬人，但是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
第二，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中国教授“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
第三，西方教授不“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是不会得到的这个头衔的。但由于中国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此中国的教授就多如牛毛，而所谓教授，也“完全成了一种糊口的职业”。
当时，潘光旦还在上海教书。对于上海这个地方，周作人早年曾经有所评论。1927年，他在《语丝》发表文章说：“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看来，这种“上海气”影响到教育界，就会冒出许多“野鸡大学”、“野鸡教授”。与上海相比，北京一直是一座文化古城，这恐怕是潘光旦与许多江浙知识分子愿意去北京而不愿意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
拿潘光旦的三个标准，衡量一下如今的教授及其管理体制，会发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如果说当年的中国还有京派、海派之区别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已经到处是那种“可厌的上海气”了。
三、教师为什么需要宁静？
自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发展经济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那就会遗患无穷。
记得在上世纪末，为了支持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方案，国家财政拿出18亿元用来改善校园环境与教职工待遇。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有报道说，北大教师是不是“物有所值”，既是“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批评”的话题，也成了相关领导的心病。这就有点不对味了。难道广大教师与相关领导之间，是一种“拿多少银子，就必须干多少活儿”的关系吗？
当时北大的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正在担任校长助理，他拟定了一套严格的“末位淘汰”的教师考核制度，从而引起轰动。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给教师一点宁静》。文章说：“既要提高大学教师的待遇，又怕他们不称职，不好好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学校领导的普遍心态。……因此，他们便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教师，而不是想方设法为教师排忧解难，提供服务。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容易’管理’的一个群体，只要你诚心实意地对待他们，他们就克尽职守，全力以赴。何况，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仅把做学问视为谋生的手段，还把它当作安身立命之所在，即便是清贫之至，他们也无怨无悔，任劳任怨。这一点，早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困难“等非常时期就已经得到验证。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最好的办法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来制约他们，而是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否则，即使冯谖再世，也无法避免’末位淘汰’的厄运。”
我注意到，也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为什么要使教授得到精神上的宁静呢？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轻的教师。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但是官场的通则却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把这八个字用于学界，则是拿代课的时数、论文的篇数、得奖的次数等一系列数字来考核教师。各级教师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表格和考核所困扰，自然不会有精神上的宁静。人不能被逼得太急，逼急了往往会出事。如今教师队伍里剽窃造假的丑闻不少，除了当事人本身的原因外，从客观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脱离实际的考核制度有关。
潘光旦说：对于教授来说，“所谓教导学生，并不专指在课堂上若干小时的知识传授；小之如教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大之如持躬处世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的教育价值；质言之，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极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这说明能不能让教授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至少是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大事。
四、教授为什么不能像明星一样？
在这个商业化时代，“一切向钱看”几乎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有感于前些年“脑体倒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不正常现象，许多人认为应该让教授也富起来。大约在2000年前后，由于政府没钱，但又想鼓励学者教授，于是就有香港富豪重奖“长江学者”的评选活动。后来许多沿海地区也模仿这种形式，纷纷以江河为名奖励本地学界精英，从而造就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批学者教授。不知是名实不符，还是在开玩笑，近年来“注水教授”的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教授的待遇也提高很快，不仅与下岗工人拉开很大差距，而且还出现迅速成名、一夜暴富的现象。比如最近在网上流传一份“名家演讲费一览表”，说在过去一年中，于丹的演讲费翻了7倍，两小时高达6万元，成为“目前身份最高的学者演讲人”。这种日进斗金的情况，与歌星影星没有两样，在几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对于这种情况，潘光旦早有批评。1930年，他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说，著名教授之所以不能和明星相提并论，是因为除了追星族之外，许多人对于明星“不过是短期的欣赏”。但是教授之于学生，却不能是短期欣赏，而需要言传身教。他认为这种“师生关系，是应该没世不忘的。”如果教授“当作暂时的欣赏物”，那就会背离教育的宗旨，降低教授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讲师并不是一种称职，而是指大学里那些专门为挣钱而代课的人。比如鲁迅，他本来在教育部供职，却要在许多大学讲课。因此只能叫讲师，不能称教授。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学问上看，当时的讲师与教授应该不相上下。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专职还是兼职。
潘光旦认为弄清楚教授与讲师的区别特别重要。所谓教授，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每天为应酬而吃吃喝喝、为挣钱而跑来跑去的。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中说：“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他还说，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许多大学争相邀请，这就使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至于学生，也只能在课堂上见上一面，下课后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此他认为，这种“东也讲一次，西讲也一次，讲一次算几块钱，讲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类似；在人格取向上，与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写到这里，我还想就《于丹论语心得》多说几句。这本书的开头，于丹就引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表示她与宋朝宰相赵普一样，颇有辅佐帝王之意。但这话又不能直说，因此她聪明地用现代话语进行了包装。于是书中就出现这样的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要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
但是在通读该书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代社会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并把高高在上的圣贤还原为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于丹在“天地人之道”中却像历代帝王一样，依然把孔子奉为“圣人”——
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需要民众监督，但是于丹却把“民无信不立”中的“民信”二字，解释为老百姓对国家的信仰。她甚至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到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这话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为了打世界大战，可以死一半中国人”等说法有什么两样？——
现代社会主张个人奋斗，鼓励人们不要屈从于命运；但是于丹在“心灵之道”中却说：生死富贵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无法左右”。最好的办法，是要学会承认和顺应人生的缺憾和苦难——
现代社会倡导怀疑精神，但是于丹却奉劝大家不要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否则就会成为心胸狭窄的“鄙夫”，既会增加自己的痛苦，又会失去众多的朋友——
现代社会追求公平、公正和公开，但是于丹在“处世之道”中却告诉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这才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紧接着，她在“君子之道”中又进一步强调，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否则就是有失做人的“厚道”。
当代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各种各样社会问题，我们最需要学习引进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但是于丹的走红却对这一价值取向起到消解或抵制的作用，所以我想讲一件早已被大家遗忘的往事。1934年，国民党中央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决定每年8月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中小学开设读经课程。为此，汪精卫和戴季陶、禇民谊等政要都粉墨登场，或发表演说，或参加祭典，搞得乌烟瘴气。针对这一状况，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坚决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也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则明确表示：“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这也印证了傅斯年的一个观点：由于儒家经典“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那些主张读经的人，不过是用经学来傅会自己的主张罢了。
于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典型。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教授变明星，富了自己，害了学生。
五、如今的孩子为什么让人放心不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接送孩子上学，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不仅小学生每天必须有人接送，就连考上大学也要家长护送。前两年有媒体报导说，有些家长因为经济困难，住不起旅馆，只好在学校操场上露宿，而他们的子女却在宿舍里高枕无忧。此情此景，让人感到心寒心痛。除此之外，无论家长还是社会，总是对孩子们放心不下。一会儿怕他们受黄色书刊影响，一会儿怕他们沉迷于网络。但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让人如此担心，却很少有人追究。
1930年，潘光旦写了一篇《普及识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答案。潘先生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文字是一种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仅仅教会孩子识字，而没有把判断价值的原则和选择好坏的标准传授给他们，就只能误人子弟。用这个道理反思当代教育，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大弊病就是在过度强调知识教育的同时，忽视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这不仅使青少年缺乏应付环境的能力，还容易走上邪路。
潘光旦认为，这种情况，还与社会制度有关：“在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充裕的社会里，又例如今日的美国，无聊的读物虽多，影响虽大，但决不至于牵动社会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沌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各种不健全的’信仰”学说’或主义可以乘虚而入；不逞之徒把他们传授给许多只识字而不识利害的人们，例如今日各种主义之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影响的恶劣，（就）不言而喻了。”
1940年，潘光旦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中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在引用美国生物学业家的一句名言：“你能教人怎样去读书，你却不能教他们读什么书”以后，进一步指出：“迷信识字或误信识字就是教育的人，一度有机会到国外去观光，归国之后，动不动对于外国文盲之少，报纸之多，报纸的观众之广，总要称赞几句。不错的，一个人识字总比不识字好，一国之中，文盲少总比文盲多好。但若这种观光的人有功夫作进一步的观察，他们很容易证实上文那位生物学家所说的话是一点不错的。这些识字读书的大众十有八九是但知阅读，而未知选择读物，因为不知选择，无形有形之中就变做所谓’黄色新闻’的最大顾客。他们虽不知选择，却别有人替他们选择，也正唯他们不知选择，专替他们选择的人便应运而生。这种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家和宣传家了。”
正因为如此，他在《普及识字？》结束时写道：如果不把价值选择和是非判断教给学生，那就只能“替目下流行的种种小报，种种甚嚣尘上的’性’的读物，多培植几个主顾；多替野心家扩大一些宣传蛊惑的领域罢了。”这也是对当今教育最好的忠告。
六、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学校为什么放假？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大家都相信这样的话：学校放假是为了让师生们避开严寒酷暑，是因为教学活动的劳动强度太大。尽管这些解释有点勉强，但好像没有更好的答案。后来看到潘光旦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才使我茅塞顿开，并发现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潘文的题目是《假期与知识生活的解放》。文章一开头就说：“学问没有止境，也就不宜有长时期的间断。学校的暑假寒假，少则一月，多则三月，难道办教育和创制假期的人的本意，真要教人在这一个月或三个月之内完全停止学问工作么？我恐未必。”可见在潘先生看来，学校放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学问。
接下来潘先生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学校的最大缺点，就是过于重视教材。“一种课本，少则读半年，多则读一年”，使学生“无一刻不在字里行间寻生活”，从而失去了自动研究的机会。他认为这种“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比八股文还要严重。他说，心理学家认为“钩心半角”的八股文还有一种“磨炼智力的功用”，而那种在“专读一书”的教学模式，却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乐趣。
正因为如此，潘先生认为假期是每一个学生“解除痛苦回复自由的上好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大家提出两个要求：首先要树立“在假期里，我便是我，而不是教员的学生”的信念，其次要选择一两个比较高明的求知方法。这就是说，同学们在假期一定要摆脱教师的阴影，去过一种独立自主的学习生活。他举例说，在自然知识方面，可以做一次有目的的远足，从事地质的观察和生物标本的采集；在社会知识方面，可以找一个小题目，然后利用图书馆的资料进行研究。类似的选择可能有很多很多。
潘先生的话让我想起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情况。据《胡适留学日记》记载，胡适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是从1911年6月11日开始的，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大考已毕，一无所事矣。第一学年毕矣！”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曾有点奇怪，心想美国人的暑假开始早，大概结束也早吧。没想到一直翻到9月28日的日记，才有“今日为上课之第一日”的记录。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暑假居然有三个半月之久，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既然如此，胡适在这漫长的假期中干了些什么呢？纵观这三个多月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暑假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令人羡慕。其中有旅游、开会、交友、阅读、写作、打球、玩牌、逛公园、学拉丁文、演讲辩论、上暑期学校（包括学化学、演习题、做实验）等等。这与潘光旦的主张完全一致。可见在美国大学里，虽然未必有“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但放假的目的，却是为了“知识生活的解放”，为了给学生多留一点自由自在地学习研究的机会。
这样又出现一个问题：潘光旦先生为什么要把学校教育说得那么可怕呢？我想这与学校本身的缺陷有关。据说近代教育制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有人把学校比作工厂，把教室比作车间，把老师比作工人，把学生比作原料。这种“规模化生产”虽然有利于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它不但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身心发展、兴趣特长和特殊爱好，还可能把他们变成千人一面的工具。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创立现代教育制度的人们才在两个学期之间安排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的个性和才华有一个成长发育的时间和天地。
前几年看到《南方周末》有一篇题为《别了，高考！》的文章，在谈到国际文凭组织的课程设计时列举了“社区服务”等内容。这也应该是假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看来，他所提出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有时候还可能更为严重。另外，该文虽然是针对大学生的，但由于大学生活乃是中小学的继续，所以大家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大同小异。
七、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
现在的学生，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成立“学生会”是什么意图了。其实，学生会的全称是“学生自治会”。它原本是学生自由组合的自治团体，并不像现在这样，好像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
说起学生自治，我想起几年前去北京的几所高校，正好碰上新生报到。新生入学，是各大学最忙乱的时候，许多院校都动用了保安人员来维持秩序。我注意到：一方面，护送新生的家长熙熙攘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与忙忙碌碌的学校各职能部门相比，学生会显然要清闲得多。面对这种状况，我心中掠过一丝悲哀，我想，当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时，是由老同学接待，并举行一种名为“拖尸”的有趣活动；为什么如今的学生就如此无能，如此被动呢？
后来看到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是谈学生自治的，才似乎找到问题答案。陶行知说：从国家来讲，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就社会而言，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危险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
此外，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抗日战争开始后，潘光旦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然后又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大。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教育弦歌不绝，才使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延续。不久，潘光旦在《学生自治与学生自治会》一文中指出：“在流徙中的许多大学，最近至少有一部分又逐渐能比较的安居乐业起来了。学生自治的呼声与自治会的组织就是比较能安居乐业后的一种表现。这是忧患之中可以欣喜的一件事。”
为此，潘光旦幽默而中肯地把学生自治会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在在学生个人与团体生活方面做些修齐功夫的；二是替学生大众办事或当差的；三是被校外势力所支配和驱策的。第一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第二种谈不到一个治字，不妨叫学生自活会，即生活的一部分，不由学校统制，也不由个人分别处理，而由少数不怕事的热心分子代办。第三种谈不到一个自字，应当叫做学生被治会。”
接下来他分析说，第一种学生自治会最难得。所谓修齐功夫，是指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理智生活方面是自知的，在情绪生活方面是自胜的。”古人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一个身心健全的青年，当他发育到一定程度以后，对自己的性格和客观环境，就应该有所了解。这有利于他的自我控制。这样的人，就自己而言，是一个生活有节制的人；对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同而和的分子”。学生自治会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大家的自知与自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起督促与警戒作用。
第二种学生会也还不错。它的好处在于“练习组织，守法，表达公意等等”。但是，“自治应当是每个青年对内心的一种工作，而这些所谓服务的活动，却是一种外骛，一种舍己耘人的勾当。”当然，潘光旦也承认，“这勾当并不是根本不应当做”。但由于“这种外骛的学生会”过于关心别人和身外之物，因此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学生治人会”。
第三种就更糟糕了，因为它把学生放在被治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潘光旦分析说，这与“外来的有组织的势力”不断向学校时渗透有关。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结尾时说：“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入党，……我如今借这个机会，一面奉劝大学的青年要明白自己的地位，要尊重一去不再来的青年时代，于理智方面力求自知，于情绪方面力求自胜，能自胜即能自治，能自治方能自强，一面更要替他们向外界的政治派别请命，让他们有一个真正能自治的机会。”
潘光旦为什么主张学生不要入党呢？这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
大约是1940年，《今日评论》发表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讨论“党”的文章。有感于此，潘光旦在《学生参加政党的问题》的一开始就说：“党是多年来难得有人讨论的一个题目，不大有人讨论的缘故大抵不出三个：一是不敢，怕罹法网；二是不便，怕得罪在党里的朋友；三是不屑，一部分的人也许因为渴爱自由，也许因为潜心学术，觉得犯不着讨论。虽有此三不，事实上讨论的人还是不少，不过只在口头，不在笔头罢了。在笔头，党终究成为一个忌讳的题目。如今居然有人在笔头上讨论到它，并且讨论得很周到，我不能不为党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将来庆幸。”
接下来，潘对党的本义作了分析。他说，尽管民主政治的理论认为党是一个万不可少的现象，但是根据先哲的遗训和民族的经验，这并不是一个好字眼，也不是一种好现象。所谓“不偏不党皇道荡荡”、“君子群而不党”，以及历代的党祸、党争，都是最好的证明。我想，从字形上看，党（黨）字从尚从黑，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潘先生还说，这一理解并非中国所独有，比如在西方，“’党’与’偏袒’（party，partizanship）两个字还不是同一来源么？”正因为这样，他主张学生不要入党，理由是：第一，学生时代是一个人身心尚不健全，思想还在探索的阶段，所以学生入党无异于拔苗助长；何况党派内外的排挤、倾轧和争斗，对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第二，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看，“学生入党也是一个极不相宜的举动”。因为学校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在此之外又出现一个党的系统，则会破坏学校管理的自主权和完整性。第三，党与主义是互相依存的，信奉一种主义，“足以锢蔽人心，桎梏思想”，所以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考虑，青年学生也不应该入党。
在文章最后，潘先生承认青年学生对三民主义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但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打下一定基础。所谓“文法的学生应多习些自然科学，理工的学生应多习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他也承认，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上，学生毕业后是否可以入党，那“就让他……自由抉择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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