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理十三 | 评论(1) | 标签:电影, 十三钗, 拯救大兵, 二战
看过《十三钗》或者看过这部电影预告片的人很多都会觉得这部电影像《拯救大兵》，除了场面之外电影在主题上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关于牺牲与拯救的故事。《拯救大兵》讲述的是一个8人的小分队到敌后去寻找瑞恩的故事，引出了一个牺牲8个人去拯救一个人的的话题，而《十三钗》中十二个风尘女子和小男孩为了拯救12个女学生，也选择了牺牲。
贝尔饰演的《十三钗》男主角在戏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十三个女人，十三个学生，我该作出怎样的选择。”这一句话道出了戏中人面临的道德困境，不管是女学生还是风尘女子都不应该受到侮辱和杀害，但是在一个只能二选一的环境下怎样才是对的呢？日本人发现的只是女学生而不是风尘女，纵然风尘女对于女学生被日军发现负有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大到她们必须牺牲自己来保全学生吗？换个角度学生们都是未成年人，而十三钗都是成年女性，在危险来临的时候，她们有责任保护未成年人，但是这个责任到底有多大，大到了她们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吗，假如一个未成年人掉进水里，一个成年人看见了，但是如果他去施救可以救起小孩，但是自己却一定会被淹死，那么这个成年人的责任真的大到要自己去死的地步吗？这是就《十三钗》中的角色面临的道德困境，但是现实又往往不像假设那么极端，十三钗顶替学生去劳军，但并不一定会被杀死，米勒上尉的小分队去拯救瑞恩但并不一定会都牺牲。正是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致使十三钗义救学生妹，艾森豪威尔下令8人小分队去拯救瑞恩。但是如果结果是十三钗全部被日军杀害而拯救大兵也是8个换1个的话，那么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道德困境，没有中间路线，不管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似乎都是不道德的。在十三钗中也就男主角的两句话触碰到这个道德困境，然后导演圆滑的绕开了这个话题，简单的描述了十三钗的内部挣扎后就将笔墨放在了十三钗慷慨赴义的前奏上，最后也没有明确的交待十三钗的命运，张艺谋在电影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道德困境，然后又迅速的绕开这个话题。同样在《拯救大兵》中导演也提出了8个换1个的道德困境，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米勒上尉的小分队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但是让八士兵冒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和这八个人一样的士兵，这样道德吗？合理吗？在搜寻开始不久米勒上尉的部下就开始对他发牢骚，米勒上尉只能以“你们对我发牢骚我对上面发牢骚”“这或许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干的唯一对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救人”。在一开始这似乎能对付过去，但是随着搜索的近一部展开，已经有不止一名士兵死亡，从一命换一命的角度来讲这已经是亏本的买卖，这个时候部下们的不满愈发强烈，爱德华伯恩斯饰演的士兵与米勒上尉的直接冲突就是明证，当最后他们找到瑞恩的时候，带他回去，已经死人了，还管他什么道德困境呢？电影不应该就像懦夫一样结束，瑞恩拒绝离开，因为瑞恩认为自己和所有的士兵一样有责任站在自己的岗位，自己有兄弟牺牲，别人也有兄弟牺牲，此时无疑将剧中人的道德困境推向顶点，这个困境的结该如何解开呢？导演选择了升华，他让米勒上尉和他的小分队留下与瑞恩共同战斗，最终小分队大部分人都牺牲了，米勒上尉临死前告诉瑞恩要做一个好人，值得让这么多人牺牲。瑞恩内疚终生，当年迈的瑞恩站在米勒上尉的坟前的时候，激动万分，他要家人告诉自己他是一个好人，他没有辜负为他牺牲的人。最开始这只是一个数量对比的问题，但是最终决绝问题的是人性的升华，米勒的小分队和瑞恩没有任何人做错事情，但这足以让瑞恩内疚一生，电影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道德困境，但是他却为生活指明了方向。
透过这两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导演对于自己面临问题的态度，当然不是每个西方导演都能排出拯救大兵，但是张艺谋却是华语电影人的杰出代表，面临问题西方电影人更倾向于探讨和通过戏剧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升华，而中国的导演则更倾向于回避和以简单的情绪代替。在2006年高群书拍过一部《东京审判》，而在1960年代好莱坞拍过一部《纽伦堡大审判》，《东京审判》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用我们八股文一样的中心思想分析，莫过于揭露日寇暴行，表现盟军和中国法官的智慧与公证，控诉战争的罪行，也表达对深受战争之苦日本普通民众的同情,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电影。这部电影也很符合这个八股文精神，虽然是一部法律题材的戏，但是电影始终都处在控诉、坏人收到制裁的套路之中。而《纽伦堡大审判》则丰富的多，年迈的法官赫鲁特要审判他的同行德国法律界的娇子前纳粹司法部长亚克林，这个亚克林曾是德国《魏玛宪法》的起草者，德国著名法学家，主审他的法官都认为他的著作相当有趣，它虽然效力于纳粹但是内心却并不满意希特勒，有一次他带女儿参加宴会，希特勒向他的女儿献殷勤他甚至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我并不因你的无礼而不爽，而是因为你的平凡而不爽”气得希特勒瞪眼，就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是他的粉丝。那他又为何会效力于纳粹呢？一战结束后德国经济萧条、到处是失业，国家一片混乱，而纳粹结束了这一局面，作为一个德国人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就可以接受纳粹，他知道法西斯是恶棍，但是如果他像别人一样明哲保身，保留自己的名节，他干的事还会有别的人干，而且会比他过火百倍，他一面效力于纳粹，另一面又在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一些自己能保护的人，可谓忍辱负重。在关于亚克林的指控中有一段关于他曾经主审过一个犹太商人的案子，犹太商人被指控与一名德国少女发生性行为，商人和少女都否认罪行，但是最终商人惨死，少女因为否认对商人的指控而被判处做伪证而坐牢，而据证人口供当时的审判现场更像中国文革时的批斗会，说白了亚克林只是一个摆设，任何人坐在他的位置审判的结果都不会改变。但是在看到盟军拍摄的犹太集中营的真实状况以及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像当年纳粹的检察官质询一个证人的时候，他勇敢的站起来认罪，但是这时苏联在东欧动静很大，美国需要拉拢德国来对抗苏联，美国政客也在暗示法官判亚克林无罪，而审判亚克林已经被人上升到审判所有德国人，因为纳粹是由德国人一手捧出来的。在最后的审判上，老法官认为对于亚克林的作为，法庭无法作出判决，或需要要由历史来判断，但是在所有国家的刑法中为犯罪行为提供协助也都是犯罪，亚克林为纳粹的无数暴行提供了便利和合法的外衣，被判终身监禁。当老法官离开纽伦堡的时候，亚克林要求见他，并且将一本自己回忆的自己记得的当年的冤案的笔记交给老法官他说“希望你明白，我当初并不知道集中营的事”，老法官告诉他“你知道，当你判处第一个无辜者死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都面临错综复杂的局势，两部都是法庭戏，审判战争犯，《东京审判》从始至终都停留在控诉层面，尤其是那段关于死刑的辩论更是将这种控诉推向极致，但是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司法的程序与精神、日本人战后状态的描述都是触及皮毛。
回避问题，迎合审查，打个擦边球就会被当英雄，这就是后极权时代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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