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想要不进步都很难。中国的统一市场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有文化的廉价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太过于巨大，连腐败也难以抵挡！如果腐败与特权还在加剧，发展的品质出现恶变拐点，经济成长就会中止。在中国发展已经达到的这个平台上，治理腐败与特权也会比南亚、非洲国家来得容易一些。
龙年正月，一位瑞典的学者来访。他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农业的比较研究。笔者正好有兴趣了解巴基斯坦农业的情况。他坦陈，中国农业要比巴基斯坦先进很多，甚至二者根本不可比。他要了解，中国农业究竟为什么会发展有这么好的发展。这正是笔者思考学习的兴趣点。
人类经济进步首先表现为产品的创造和产量的增加，而这个变化仰赖由技术进步支撑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技术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又依靠产权保护和市场扩大这两个要素，而这两个要素在王权政治结构之下基本不具备。欧洲中世纪后期开始，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逐步确立，与扩大市场流通有关的技术获得突破，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西欧国家开始面向世界生产市场生产，物质财富便急剧增长。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是抑制特权、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
中国在秦朝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实现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且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但因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土地私有产权也不稳定，有关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系列技术没有形成。尽管中国人在古代有民间学校制度，老百姓可以识文断字，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规模化生产方式却并没有产生。
跳跃过来说中国农业。1982年起步的农村改革所形成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准私有产权”；由这个制度农民获得了较大自由。有了这个条件，中国的两大历史遗产开始发挥作用—–巨大的统一市场和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准立刻成为优良的交易条件；同时，分权化改革与分税制刺激了地方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为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创造了条件。于是，中国农业分工令人惊奇地扩大了，蔬菜、粮食、肉类和水果都实现了区域集中生产，全国形成了一个大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农业想要不进步都很难。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变化，而粮食总产和单产翻了4倍。因为人口增长不到1倍，中国人的生活想不改善都难。农业成长加速释放农村劳动力，并使中国人吃饭成本迅速降低，城市经济发展获得了人类有史以来少有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城市经济想不增长也难。要知道，美国经济发展曾有过劳动力短缺到实行奴隶制的历史阶段；在黑人被大规模贩运到北美之前，甚至白人也做合同奴隶！
简单的事情并不是容易做的事情。巴基斯坦就没做到。这个国家普通农民几乎不识字，国内政治不统一，部族割据非常严重，基础设施落后，国内统一市场也产生不了，交易成本之大足以让经济停滞。经济学的简单道理是，只要交易成本足够大，交易就不会发生，专业化分工也不会发生，贫困就如影随形。这正是南亚、非洲国家苦难的根源所在。
上面的简单逻辑要让普通百姓相信也不容易。一方面，自己和身边的人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富裕日子不能装着看不见。但另一方面，权力部门的深度腐败让中国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腐败加剧的背景下经济却能成长，难道腐败果真像有的“学者”讲得那样有利于经济增长么？
腐败与特权当然是经济的腐蚀剂，其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二是增大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比前者更大。近日听一位在日本有过经商经历的商人讲的一番话，便验证了这个道理。他说，在日本经商，可以一心一意地集中于企业管理，在国内则要用八成的经历放在应酬上，以至心身疲惫，无力管理企业。这位企业家所遭受的苦难，便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个现象：腐败造成了经济活动的极大不确定性，增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可是，这种腐败居然没有拦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缘由也简单：相对巴基斯坦这类国家，中国的统一市场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有文化的廉价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太过于巨大，连腐败也难以抵挡！如果腐败根基不是如此深厚，中国的发展更将不得了！
所以，腐败与特权这种丑恶的东西能不能闷死一个民族，要看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作孽。在南亚、非洲，特权者的腐败会加深部族原始自然经济的停滞和政治动荡，若没有外力的合理介入，免不了索马里那样的下场。在中国这样文明根基深厚、又具有接纳竞争因素的统一市场的地方，腐败与特权在一定时期只会延缓经济成长、影响发展的品质。
然而，经济成长的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的力量对比不会一成不变。中国的统一市场以及“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的边际报酬注定会下降，并且已经在下降，如果腐败与特权还在加剧，发展的品质出现恶变拐点，经济成长就会中止。不过笔者愿意相信，在中国发展已经达到的这个平台上，治理腐败与特权也会比南亚、非洲国家来得容易一些，别看它们多有一部“民主宪法”。这是我们的希望。（此文发表于新一期新闻周刊本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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