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版本的”国家资本主义”是通过”中央控股公司”控制每个经过行业垂直整合的大型国企,这些中央公司又受国资委的控制;此外,党的组织部又平行的存在于这些企业之上,可以任命国企管理者,并给他们在政府和党组织中预留职位。这些企业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在与外企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受到保护,占全国GDP的62%(2010年数据),其股东的角色被”淡化”。现在,这些企业在大举进军海外,而国际世界对它们的真实影响尚未完全理解。
原文:China’s State Capitalism: the Real World Implications
作者:Stanley Lubman
发表:2012年3月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路透社】中国预备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于上个月访美,以及世界银行近期公布的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报告,使得以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替代方案的讨论又重新热烈起来。如同这些争论所揭示的,看来,中国版本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对于”市场资本主义”而言)还是没有彻底地被国际世界所理解。
要想更好的理解中国的经济体系,需要我们超越对于全球经济未来的抽象讨论。中国经济中的国有部分的持续扩张,限制了私有部分的发展,在一些中国市场中扶持了国有企业,打压了外资企业。当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伸延至海外时,中国试图投资的那些国家更需要对于国家所有和国家掌控这两者之间日益频繁的联系保持警惕。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研究比较公司法的学者Curtis Milhaupt 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林立雯(Li-Wen Lin)最近的一篇论文(原文)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称之为国有企业组织的”黑箱”中的一些东西。
如林和Milhaupt所写,中国的经济体系建立在大型国有企业及与国家控股企业的”垂直整合集团”的基础之上。每一个集团拥有一个”中央控股公司”,国资委就是这个”核心企业”的最大股东。于是,这个企业就拥有了组成垂直整合集团的一干国有企业的最大份额。这个企业集团中还包括一个金融公司,是为其成员提供融资的。
整体上看,这些垂直整合集团控制了120家国企,皆通过国资委受到政府的控制。根据林和Milhaupt的说法,全部的国企资产加总起来占到2010年中国全年GDP的62%。
通过合资企业、联盟和入股,集团内也同时存在着联系。并且,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平行地存在于上述的结构之中。党的组织部决定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而一些管理人员又在政府和党内预留了自己的下一步的位置。文章的作者强调,这套结构暗含了不止一条从上到下的控制链:”这些等级结构嵌入在密集的人际网络之中——不只是公司的人际网络,也是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并且在很多生产和政策实施等事务上有交换或者合作。
这套经济体系的内涵对于市场竞争影响深远。其中之一是国有企业可以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并且,就像经济学家在近期的回溯文章中所说的,政府”有选择性地施加规则,保证私营部分在它们的地盘上竞争,外资企业无法并购本地公司。”
理解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是困难的,林和Milhaupt认为国资委有权控制国有企业股权的转移。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董事会,股东的权益”被淡化”了。
密歇根大学的Nicholos Howson和George Washington’s Donald Clarke 最近对中国股东的衍生诉讼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针对局内人的此类诉讼使用”频繁”,并且在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对此类诉讼近乎滥用,但是牵扯到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了之前提到的集团中的国有企业)的衍生诉讼则”令人吃惊地少见”。与此同时,在私营部门,一些透明的收入被发现是来自于股东针对封闭式公司的诉讼所得。在中国的法律中,封闭式公司也被理解为”有限责任公司”。
虽然国资委对公司的监察在实践中力度不同,但是局内人在各个国有企业实施控制就意味着公司的管理非常弱。缺少透明性使得公司的管理不当很容易被掩盖。
围绕着中国法律和中国的公司管理的问题看起来没什么联系,但并非如此。如果任何中国国有企业试图在美国投资,它们必然会被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所审查。这一机构的职责是对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兼并和收购进行评估。立法机构特别要求,被外国政府所控制的外国经济体的投资必须被审查。外国公司需要承担证明自己并不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这一标准不仅是模糊、没有明晰定义的,其过程也是政治性的,以下两个著名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
可能最著名的案例要数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企图收购联邦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优尼科。收购的企图引起了国会的讨伐风暴,与此同时这项交易也在被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调查,最终导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退出了竞价。”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总以零和博弈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这种思想意味着,如果它将成为我们未来的敌人,那么我们就不能给予其任何好处或者优势,”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中国研究专家James Feinerman如此说过。
2011年,当一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宣称其是公有而非国有企业,从而试图购买一家小的加州公司时,这一论调再被强调。但这单生意被立法机构审查时,一个彭博社的报道引用了情报官员的话说,华为保持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紧密联系,甚至是定期的沟通”。来自国会的抗议过于强烈,以至于华为的收购计划也收回了。
当时华尔街日报对于华为论战的报导预测”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越来越差,因为2012年总统大选临近,政客们会寻找用以批判的对象。”这一洞见的正确性得以被最近共和党初选的候选人的花言巧语所证实。”Mitt Romney 和其它共和党候选人已经开始加强了他们对于中国贸易的谴责,将中国描述成为造成失业的掠夺者和犯人”,《纽约时报》11月这么报道。但是,并不只有共和党这么做。在同一篇文章中,《纽约时报》称一位在经济议题上”锋芒毕露”的奥巴马的前任中国顾问也就中美关系问题开火。
绝大多数近期的关于中国的政治修辞可以被视为是大选年的狂欢而被忽略,但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将继续成为华盛顿的领导人们更倾向于硬对硬地来处理的众多议题中的一个。如果一个中国的国有企业看上去是个可能的投资者,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很可能在调查其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上遇到困难。并且中国方面也最有可能无法展现令人满意的透明度。
作者简介:陆思礼(Stanley Lubman)是中国法律方面的长期钻研者,是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法学院的杰出讲师,也是《笼中鸟: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法治改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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