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妇女节, 外佣居港权, 外佣政策, 左翼廿一, 刘况
文：刘况
按：今年妇女节，我们会以香港的女性移民工为主题，有一系列的文宣、放影会与行动。香港有多达30万名移民工，是很少受到注意的一群女性为主的弱势群体。她们来港工作与家人分隔两地多年，但同时不断受到歧视与误解。或者我们可以在今个妇女节，对她们作多了解一些以及作出团结的行动。
去年，在外佣按法律程序申请居港权的议题上，自由党、民建联和民主党反对，公民党和社民连支持。11月区议会选举显示，支持一方失去不少选票，加上几次「爱护香港力量」发起反外佣的游行，令人不得不检讨外佣的争议。反对者的基本出发点是，外佣来港打工，因而不属于基本法规定的「通常居住」香港的人士。支持者则表示，外佣官司的意义在于，法律上必须澄清依据什么原则给予外地来港人士居港权，基于法律上人人平等，外佣应跟其他外地来港人士一样，得到平等对待，否则就可能构成歧视。两方观点，立足于法律上对香港居民的界定，民建联、自由党和新民党主张人大解释基本法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公民党和社民连则反对释法。
本文希望说明，法律层面的争议没法令我们正视，外佣来港工作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脉络。根据美藉人类学家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持续十多年的研究，其著作《听人使唤的香港女仆──移民工的故事》注一可以令我们看见，外佣现象折射出本地劳动市场的阶级问题和性别压逼，这是大多数港人和政党不愿正视，亦不敢处理的问题。
揭开自由市场的幻象
首先，回顾外佣来港的历史背景，有助揭开自由市场和自由选择职业的幻象。我们强调，外佣签署雇佣合约来港，受合约和相关政策所约束，跟本地劳工选择一项职业，或去选择一件商品，十分不同，数十万留港的外佣面对的处境，并非简单的你情我愿的结果，而是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所造成。外佣来港做家务劳工(foreign domestic helpers)，源自1973年香港政府输入外佣政策。港人为何需要外佣？郭思嘉指出，六十和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经历了重大变迁，双职家庭出现，女性投入劳动市场的人口大增，双职家庭(double-income families)导致家务劳工短缺。不难想象昔日在工厂的女工，可以享有较高的收入和较独立的生活，而白领女士日渐增加，产生家务劳工的需求。显然，外佣来港工作，正好令本地妇女外出工作不致疏忽照顾家庭。
其次，为什么不聘请本地劳工？一般认为外佣来港打工，比其本国赚取的收入更高，这固然是事实。然而，人类学家的敏锐观察指出，我们不应忽略本地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七十年代新兴的中产阶级不再接受被传统家务劳工「马姐」那一套教养子女的文化，马姐年纪一般已届四十以上，有生育和料理家务的经验，会向年青雇主直接表达其观点。反之，外佣中介工司向本地雇主推介外佣时，特别宣传外佣年青，第一次来港，较被动和服从(submissive)，又可以教孩子英语，沟通没有障碍，这正好合符本地中产雇主的心意。不少中介公司强调，泰佣和印佣比菲佣更加服从，印佣不及菲佣般西化、外向、独立和有主见，因此雇主更容易驾驭他们。加上，印尼领事馆积极保证印佣政治组织较弱，印佣投诉会比菲佣少，令1993年只有六千留港印佣，至2006年大幅升至十万人，2009年有超过十二万，服务超过五十万港人。因此，表面上，外佣来港可以获得更高收入，而且可以满足本地中产阶级由雇员变成雇主的满足感，只需要付出低廉的价钱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追求个人事业。
有意营造的种族身份
三十多年来的外佣政策，造成港人对菲律宾女人和印尼女人的刻版印象，她们是港人的仆人，听从港人的命令，也不被视为港人的一份子。与其说这是个人主观偏见，不如说是政府、外佣中介公司和中产雇主有意识地营造的种族身份，以保证外佣不会融入本地社群而成为港人。郭思嘉引述1986年和1993年政府高层官员两度表示，选择输入外佣而非中国内地劳工的好处是，内地人和港人多有亲属关系，而且容易融入本地社群从而成为「永久居民」。加上，菲律宾和印尼政府规定，外佣要续约或传换雇主，就得回本国办理相关程序，除了手续繁琐外，更需再付费给中介公司，由此可以严格控制他们出入境期限，并令她们负债偿中介费用，而服从于新雇主，不会轻易辞职或转换雇主。换句话说，输入外佣政策也是塑造港人身份的过程，外佣自然的种族肤色变成了人为的文化身份，成为打工阶层中最低下的家务劳工，他／她们连基层市民得享的人权和社会文化权利都沾不上边。
商品化的女仆
对中产雇主来说，外佣不是外劳，而是商品化的女仆。女仆必须驯服于主人，中介公司甚至标榜肤色较黑，脸上有疤痕的女佣，不会挑起男雇主的情欲，可以令女雇主安心。更准确地说，她们不是自由市场里的劳工(free labourer)，而是驯服的主体(docile subject)，起身作息、行为举止、衣着和谈吐都要服从于雇主的命令，甚至打一通电话也要受到监视。在私密的家庭生活里，外佣却为监视和猜度的对象。郭思嘉记述一次奇观的经验，一个曾在马尼拉当经理的菲佣，回祖国参加哥哥的婚礼后，把婚礼的录像和她香港的雇主分享。中产雇主出于礼貌，一直把录像看完，同时感到非常诧异，原来这位外佣如此富有。她来港工作，不是为了赚更多钱，而是「想看看香港」，感受这个大都会生活的方式。不妨设想中产阶级能否接受女仆比他们富有？能否接受自己一向认为「愚蠢」和达不到他们要求的女仆，原来在菲律宾有田地，可以建几间大屋？
阶级的焦虑(class insecurity)，正好掩盖了中产阶级于本地劳动市场承受的压逼。他们宁愿忍受长工时，也不愿意放弃高薪厚职，亦不相信集体行动可以改变劳动条件，因此他们期望外佣跟他们一样，勤劳和服从，以维持既定的阶级差异，从而得以继续享有社会名誉和相对高的收入。郭思嘉的研究，以傅柯的理论为出发点，关注外佣置身其中的权力网络，突出菲律宾、印尼等地和香港政府共同绘制的压逼地图。这张地图上，印有外佣在假日时常聚会的遮打道，遍布全港家居里全程受监视的「私密」空间，外国领事馆、中介公司、政府和中产雇主携手镇压外佣一切不满的声音，以巩固地区经济差距造成的全球分工。作者特别把外佣在2005年世贸部长级会议期间示威的照片，放在全书的中间，可见她们齐整的游行队伍和团结的服装，仿佛要求我们正视一群不被视为香港人的他者一直在香港抗争，宣示驯服的主体同时努力反抗，力求成为自主的主体(autonomous subject)，在法律尚未为她们带来平等的时候，她们团结的行动已经展现了追求平等的勇气。
注一：Constable, Nicole.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 stories of migrant work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作者是香港“左翼廿一”成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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