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禁不禁茅台都是荒唐
顾则徐
在最近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茅台成龙酒”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及茅台方面对“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看法时，茅台高管刘自力反应激烈，他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刘自力先生的反问在网络舆论中备受批评，如果从话语的字面形式上来说，刘自力先生这一反问很正确，反问得好。就如刘自力先生所说：“我们省委书记也说过了，如果三公消费不喝茅台，那么你去喝拉菲吗？”我以为，与其让官员喝拉菲，不如让官员喝茅台，毕竟茅台是国产。无论喝茅台还是喝拉菲，都是荒唐，如果一定要荒唐，那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属于欠大脑考虑的众多两会提案之一，其良好动机也许是为了压缩三公消费，但却不想一想，不喝茅台，也还有着价格跟茅台差不多甚至更贵的酒可以喝。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喝不喝茅台的问题，而在于可不可以喝酒的问题，在于即使喝酒有没有消费额度限制和可不可以酗酒的问题。今天的中国，讨论、研究国是的智力似乎从来没有过地低下，习惯于纠缠在表面皮毛功夫上，不敢触及根本，坚持根本不动摇，只治标不治本。“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本质，实际并不是限制喝酒，而是限制喝白酒，因为官员们所畏惧的并不是酒的价格，而是酒的度数，希望大家不要喝白酒，以能够轻松喝酒，茅台不过是在官场上的白酒代表而已。
中国在商纣王之后历来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几千年来难有一句赞扬他的话可以听见，但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却是被继承下来，成为民族传统，特别是成为了官场传统。清朝官场还能够讲究喝茶风气，并订有严格的上茶、端茶会客礼仪，但今天则几乎已经是会客无不以酒，从京城庙堂到偏僻的山村村委会，遍地皆是纣王，一边骂纣王，一边学纣王。税收得多了，地皮卖得多了，酒也就可以多喝、喝好了。三十年前喝洋河，二十年前喝五粮液，十年前喝茅台。五粮液比茅台价格较低，私人老板还要省点钱，五粮液成为商场酒，茅台则成为了官场酒。为什么喝茅台？茅台容易上口，醉了也不很头痛，所以大受官员欢迎。茅台毕竟还是白酒，还是容易醉，醉了终究还是难受，于是，比较不容易醉的红酒就越来越受宠，但几十元一瓶的红酒是“垃圾”，上不得台面，要拉菲才象个样子，才有个气派。
酒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饮食表现之一，意味着人类的粮食生产已经可以出现“剩余”，其历史在埃及跟金字塔一样悠久。但是，酒作为一种麻醉饮料和兴奋剂也会导致文明的堕落，当其饮用不受限制，与吸食鸦片在根本上危害并无不同。在殖民时代，酒是征服印第安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的法宝。中国的酒文化远非欧洲可比，所以，征服中国的法宝便是鸦片。中国酒文化可以称为伟大、璀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是堕落，并由于中国每论酒文化则谈好处，不谈坏处，堕落的一面被掩盖，就更其堕落。酒，加上鸦片，中国在殖民时代有着双重堕落。鸦片被禁止了，但酒则并无限制。俄罗斯人好酒，但禁酒运动也是一再进行，比俄罗斯人更好酒的中国，百年来却没有进行过一次禁酒运动。酒的堕落在中国不能被认识，酗酒者在宴会上是扯着嗓门的英雄，大酒量的随从是领导者的宠儿，喝醉酒可以成为打老婆、杀人、强奸的“情有可原”辩护理由。
三公消费不是提禁喝酒，而是提禁喝茅台，其内在的思维便是视三公消费喝酒为合理和必须，把本来就是荒唐的事情改造为如何荒唐、怎么荒唐才更“合理”。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俄罗斯人每当改革就要禁酒，而不是禁喝伏特加换喝白兰地。官场要不醉人，就禁酒，而不是禁茅台。
2012-3-12
发表于2012-3-13《南方都市报》，发表时进行了文字修改。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