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轉載】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女士以「前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的身份，出版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並從海外回港舉行新書發布會。由於書中「推論」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受到媒體廣泛關注，既回應了李柱銘對「梁是共產黨員」的質疑，也惹來了《明報》總編輯對李先生的回應。
這議題筆者從無打算評論，但由於梁女士的「地下黨員名單」，包括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並因Roundtable接受葉先生捐款而「推論」這組織被地下黨「控制」和「洗腦」，筆者有責任就所知事實予以釐清；並就梁振英就「地下黨」問題的回應，以及政治道德、誠信等議題分享一些看法和憂慮。
一、只作推論不提證據
筆者不知道梁慕嫻是否真的是地下黨員，但擔心她推論地下黨員的方式，在個別案例上，似略有無限上綱、訴諸動機論之嫌，與社會希望以證據說話的意願不符。諷刺的是，港人以往有「恐共」情緒，正是基於昔日共黨的這種作風。
筆者曾多次公開談過，葉先生對Roundtable的捐款，一直為我們所感激；但接受其捐款的組織，不應被視為捐款人所控制，這是很基本的政治倫理。何況葉先生捐款，並非這組織的主要收入來源。Roundtable與智經研究中心合作時，被視為親政府；與美國領事館合辦國際關係講座時，被愛國陣營打小報告；發動「反替補機制」千名青年學人聯署時，被評為反政府「撒豆成兵」。誅心之論，只會令社會撕裂，停滯不前，有關Roundtable，參與者與社會可自行評價。筆者對梁女士身為值得尊重的前輩，作出有欠證據的、不謹慎的推論，感到遺憾。
二、是否黨員不成話題
港人的「恐共」情緒，有種種客觀的歷史原因，假如只以扣帽子方式，推論、標籤包括梁振英在內的任何人是「地下黨員」，而對其進行質疑，這並不是社會樂見的。客觀事實是，香港是中國一部分，而中國精英幾乎都是共產黨員，活動完全公開——筆者留學海外期間，「內地同學是否黨員」從來不是一個話題，而他們並非沒有獨立思考的人。
假如黨員一律毫無個人意志，內地也不會權鬥不斷。對早年因為理想而參加愛國陣營的前輩，筆者的理念雖然與其不盡相同，但一直認為他們的情懷值得尊重，而且比文革後才依附政權的「新愛國者」純樸。他們從無隱瞞自己的「傳統左派」身份（這標籤其實也不合適），絕大多數不為勳章或金錢工作，若社會盲目負面標籤他們，對之並不公平。
三、林瑞麟也是黨員？
筆者自然更不知道梁振英是否地下黨員。但根據梁女士的分類，指控包括梁先生在內的任何人為「地下黨員」，可以是永無證據的。筆者正處理一個「六七暴動」研究，接觸了大量當年被捕青年，加上自小認識不少值得敬重的、同時尊重香港多元社會的愛國前輩，對相關資訊有一定了解。從訪談所知，不少黨員是有正式會員證的，但基於香港回歸前的特殊情況，不少地下黨員採用只與上級一人聯絡的所謂「單線聯繫」，就是黨的最高層也不可能知道所有單線聯繫的黨員名單。若梁女士只根據推論和「單線聯繫不可能有證據」的事實，就說連林瑞麟也是地下黨員似乎並不科學，只會帶來另一種白色恐怖。
四、推論吊詭真即是假
基於以上各點，筆者認為，在回歸後的今天，探討香港誰人是否「地下黨員」只是一個偽命題，《大公報》前輩關昭女士日前的評論，認為「共產黨又如何」，並非無理。而且，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在香港註冊，所以任何被梁女士的方法「推論」為地下黨員的人，其實都不可能承認，因為吊詭的是，邏輯上，承認了的，都不是真黨員。
五、所謂「土共」融合於港
然而，不少「傳統左派」明知香港長期對這標籤敏感，還是從無否認其身份，乃至甘願被演繹為「變相默認」，因為這確是他們的理念；這種固執，有其可愛之處。例如被梁女士捕風捉影形容為地下黨領袖的葉國華，曾這樣對筆者說：「我是共產主義者，五十年代開始參加愛國進步運動，六十年代因為文革期間的老中青三結合原則，有機會直接與上兩代人合作；至於是否黨員，中央哪天說我是，我就跟你說是。」對同一問題，曾鈺成這樣回應立法會同僚：「中共黨章和立法會主席的職責沒有牴觸」、「香港還未成熟到可以討論這個問題」、「既然你也說是秘密，我當然不會答你」；實際的答案，他的同僚早能自行判斷。事實上，他們若斷言否定，誰也不能說什麼。但他們沒有，因為他們比較明刀明槍，不太看得起種種左道旁門的暗算，對文革的瘋狂有親身經歷之痛；而且所謂「土共」，其實有本土思想的堅持，不少人對盲目的敵我矛盾式鬥爭反感，他們已與香港核心價值融為一體。
六、應對能力市民想知
從梁女士的推論可見，反正單線聯繫一定沒有證明，梁振英應該明白，社會對他是否technically、meticulously defined的地下黨員的興趣，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大家有興趣的，並非有沒有一張黨員證作呈堂證供，而是希望多了解他的過去，以及他如何回應不同問題的考驗，從中判斷其性格和誠信。對公眾人物而言，這種要求是合理的。
七、指梁「說謊」有欠公允
梁慕嫻對梁先生是地下黨員的最具體「推論」，是這樣的：在八十年代中期，《中英聯合聲明》剛簽署，梁先生以三十多歲之齡，直接獲北京任命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接替毛鈞年（毛先生為地下黨員應為核實資訊、後於2000年獲大紫荊勳銜）。據梁女士「了解」，「根據中共規定，類似要職必須由黨員擔任，因此梁振英必須是黨員」；李柱銘的結論，最主要也是基於基諮會的經歷（李先生當時與北京關係良好，同樣是基本法諮詢委員，直到六四事件才分道揚鑣）。然而，這樣的推論是不充分的：「一個職位前任是黨員、後任也必須是黨員」只是梁與李的猜想。若因此批評梁先生否認是黨員是「說謊」，有欠公允。
八、年輕上位竟受「歧視」
梁先生為了否定上述推論，對他如何獲北京賞識、獲委任這要職，曾多次向傳媒表白。據他向《壹週刊》透露：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當日，無綫主播梁家榮訪問他，提出建議解決九七後的界限街以北土地續約問題，「安老（安子介）當晚睇電視，覺得我嘅建議好，想搵我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後來就透過廖瑤珠搵我」；此前，他因為協作解決新界土地問題，已得到注視。他曾批評捕風捉影質疑他憑自己實力獲委任的人，是「年齡歧視」，這在筆者朋輩聽來，格外受落。
九、形象年輕獲得推薦
然而，就梁振英上述說法，筆者研究時發現，當時的基諮會委員有一些略有不同的版本，這版本葉國華也曾向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同年紀友人談及。這版本是：當時北京能接觸的香港精英十分有限，必須依靠相關網絡推薦，梁先生是受觀察多時的人；而當時基諮會成立，希望找一位年輕、形象與傳統愛國陣營不同的專業人士擔任要職。
葉先生早年認識梁先生，與其友人在掌握一些可選人選的基本情況後，向港澳辦李後先生等推薦了兩人，一位是梁先生，另一位是陳毓祥，由京方進行正式面試。推薦人原來更屬意陳先生，但結果是陳先生面試失準，說要從政府申請借調基諮會，被評為誠意不夠，而梁先生中選。
自此，梁先生以一頓飯表示謝意後，根據慣例，就單線與京聯繫。這也成為陳先生一生的失落。據葉先生所言，陳先生在乘坐保釣號出發、魂斷公海前，還問他當年何以落選，可見其至死仍耿耿於懷。
當時筆者只有六歲，不可能知道這些人物；而這小事葉先生的友人知道的不少，也沒有誰放在心上。
十、陳年往事已是歷史
梁先生對「如何加入基諮會要職」這問題，從無提及上述插曲，這並不代表什麼；筆者相信在葉先生的網絡以外，有其他欣賞梁先生的人，而且陳年往事，一切已是歷史。但畢竟，這和「安老看電視讚賞梁先生就邀請他加入基諮會」的說法，在可能是關鍵的位置，有所出入。自此，梁、葉數十年再沒有聯絡，直到這次選舉。不少其他愛國前輩私下對梁先生有不同說法，不少是源自這類故事，因與梁慕嫻的著作無關，這裏不贅。假如葉先生所言屬實，梁先生一直沒有談及這些小節，對記者卻就其他細節巨細無遺地披露，並單純以「青年才俊獲賞識」解釋一切，以小人之心，難免令人有一絲不安。
假如葉先生的身份和舉薦不為梁先生所知，關乎葉講述的答謝宴，似亦非事實。有一個可能是，一切都是葉先生杜撰，但我對葉先生的誠信絕不質疑；而且這資訊流傳多時，假如是誹謗，相信葉先生早已被控告，或被「考慮不控告」。
十一、梁作澄清應予信任
必須說明，本文絕無對「梁先生是地下黨員」有任何影射之意，以標籤作文章，筆者從來討厭。既然梁先生斬釘截鐵說「絕無此事」，根據法律精神，社會應該相信梁先生，也只能相信梁先生。只是我想起，我當年成立Roundtable時，葉先生答應捐款，我曾直接問他「想要什麼」，他說：「不要裝作不認識我這個老人家就是。」Roundtable從第一天開始，公開有資金來自葉先生，一直被一些朋友埋怨，認為那會引起種種不必要的揣測，例如到了半年前，筆者尊敬的黃毓民教授，還是因為這段淵源，指Roundtable總幹事林輝「投共」（後來黃教授表示，這是一個比喻手法，說假如林因為其子在內地而影射他投共，他也可同樣推論，並非直接評價Roundtable；筆者對這個澄清，表示欣慰）。但我想，開誠布公不但是基本政治倫理，也是對前輩的基本尊重。近年我有參與打理葉先生的其他捐款，接受其捐款、使用其物業的其他組織，類似民協、新力量網絡或一些福利機構也沒有想到要避嫌。
十二、說話優點可成缺點
筆者對梁先生的才學，從來十分欣賞，早在數年前，就將其光明面介紹予不少友人；當時他的民望不超於5％，還沒有任何「梁粉」存在。這裏只是希望表達一點憂慮：梁先生滴水不漏的處事和說話方式，自然幾乎永不可能被具體證明犯錯，也幾乎永不可能被具體證明說謊。這可以是一個優點，因為群眾可以由一位不會犯錯、不會說謊的君子帶領，應能感到安慰。
但這也可以是一個隱憂，因為任何一般人理解的具體概念，只要設好足夠的前設、後設、安全閥、免責條款，都有可能被重新演繹。例如日前辯論，梁先生在整個選戰第一次提及「大和解」概念（新班子不因為任何人「站錯隊」而秋後算賬），就跟曾鈺成口中包括泛民的「大和解」完全不同；而提出後者的曾先生，在宣布考慮參選時，除了遇上黑材料，同時也被梁先生的文宣主要支持者劉迺強，在內部途徑扣帽子為「投降派」（下一步就是勾結外國勢力了），還要跟挺曾的愛國朋友絕交，因為在他看來，新一屆政府必須以其精確定義的「愛國者」為主體。當然，這位劉先生和另一位劉先生夢熊一樣，都是不能代表梁先生的；儘管梁先生這樣謹慎的人一生簽署了的僅有宣言，不算六四那一個，就是劉先生發起的、主張社會利益凌駕個人自由的《香港再出發宣言》。
各方何以心生「憂慮」？
筆者贊同梁先生，把他想得太複雜，是不必的。但希望他明白為什麼政圈不少朋友那麼憂慮，包括了為數不少的老愛國和開明建制派新一代，這不是一句「唐營」、「唐營B隊」、「既得利益」、「反中亂港」，就能涵蓋一切。正如日前「梁辦」以競選條例不能接納禮物為由，退回Roundtable以書面形式回應其「全民寫政綱」而送上的《致未來特首的信》一書，我們自然須要相信是梁營要求嚴謹而沒有其他含義，也應該相信梁營文宣的邏輯，即其他候選辦以正價送上購書款項作回應，是因為他們習慣了以$88的金錢收買人心，沒有其他意思。
梁先生既是領袖，無論當選與否，都應有胸襟接受一切建言，這是社會的期望。關於特首選舉，筆者的觀點已發表於日前《明報》的《萬言書》，日後不會再談。觀乎來自中聯辦的訊息，深信梁先生就是下一任行政長官，那些唐營、泛民、知識分子，乃至傳統愛國陣營的開明派不必有幻想，反而應想清楚在新形勢下，如何能在不同崗位捍衞香港的核心價值。
這文章撰寫前沒有知會葉先生，但沒有公開任何他說不能公開的細節（筆者曾參與整理其口述回憶錄，規定在他容許時才能發表），也沒有知會Roundtable的朋友，而且我個人認識梁先生多年，深信梁先生不會秋後算賬，這一點，是衷心的。但是，梁先生、梁競選辦、梁支持者、廣義梁營是不同概念，這一點，也是精確的，因為正是來自梁先生本人。借用梁先生的說話方式，我相信，就是這文章及其他來自本人的或友好的文章及行為，令Roundtable的精神或實體在新政府治下，在行動上、財政上或其他形式上遇上任何或明或暗的障礙，Roundtable的核心和非核心成員，都有理由、也有責任和義務感到贊同而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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