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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