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永遠不可能通過官僚集團進行，而戰勝官僚集團的抗拒，也非體制內可以做到。唯一可行之路，是領袖直接與民眾聯手。
文/王力雄
沒人懷疑未來中國一定會變，區別在於是可控的變還是失控的變。改革是可控，崩潰則是失控，革命有可能可控，也可能失控。
同樣沒人懷疑，變的最佳途徑是執政當局自我改革。但是權力機器化的困境在於——官僚集團不要改革，領袖則受官僚集團制約，無法改革。
官僚集團寄生於體制，既無超越體制的需要，也無超越體制的可能。領袖的個人理想、歷史榮譽，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鬥爭的需要，可能與官僚集團不一致。若期望執政當局自我改革，要清楚這個區別——官僚集團只會是反動力量，唯一的可能（如果存在可能的話）來自領袖。
不 管薄熙來出於什麼動機，也先不論他追求的目標是好是壞，他是在推動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權力機器。他的下場是被權力機器絞殺。但是與薄同齡的一代， 經歷過意識形態顛覆，造過反，下過鄉，置身社會底層，再接受高等教育，吸納西方思想，會生成複雜的多面，即使在官場只展現單面，深處可能還存有另外的面。
溫家寶也數次表示要政改，如果不是作秀，其停留於空喊的原因只能是無法克服官僚集團的阻力。
對於領袖，戰勝官僚集團是最大難題，迄今只有文革提供了成功先例。
一般看法，體制內的改革需要不受官僚集團制約的政治強人才能推動。但是從毛澤東的經驗看，作為前所未有的強人，他照樣無法在體制內克服官僚集團的抗拒。專制領袖無奈官僚集團，根源在於二者關係是「以少制多」。再強勢的領袖，一雙眼睛也看管不住百萬官僚。
文革是毛的最終辦法，他跳出體制，登上天安門城樓，直接對民眾發出號召，授權民眾不服從官僚集團。毛發動文革時的接見紅衛兵、寫大字報、支持造反、鼓動串聯、發布「最高指示」等，都是為了跨過官僚集團，直接指揮民眾。這使官僚集團無法再阻擋毛的意志，連其自身也被打倒。
之所以民眾打倒官僚集團如摧枯拉朽，在於二者關係是「以多制少」。毛只需告訴民眾如何做，授予民眾合法性，其餘則是「放手發動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這 是文革的一個重要啟示：政治改革永遠不可能通過官僚集團進行，而戰勝官僚集團的抗拒，也非體制內可以做到。唯一可行之路，是領袖直接與民眾聯手。這是文革 付出巨大代價換得的遺產，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可以說，政治改革最困難的問題——如何戰勝官僚集團，文革已經給出了解決之道。
毛 成功實現了「破舊」，卻未做到「立新」。他聯手民眾打倒官僚集團，然而失去官僚集團管理的社會難以為繼，他又不得不重建官僚集團。雖然人換了，結構和機制 不變，新掌權的「工農兵」照樣淪為官僚集團，速度更快。毛只有無奈地宣稱「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而他一撒手人世，官僚集團首先是廢除他賦予民眾造反的 合法性。這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官僚集團對民眾力量的恐懼。
之 所以毛和民眾聯手可以摧毀官僚集團，卻無法防止官僚集團復辟，在於未找到取代官僚體制的方法。毛的「不破不立」之邏輯，無法擺脫面對的悖論：打碎官僚集 團，必然導致無政府，不讓社會失控，又要重建官僚集團。在沒有超越性的重建中，即使全換上新人，也是換湯不換藥。 「破字當頭」，「立」無可能，前面破掉的，也會捲土重來。
要 避免毛的前車之鑑，就要變成「先立後破」。先立，意味著放在第一位的，不是打碎舊秩序，而是建立新秩序，那種建立是自下而上，自小到大，從社會細胞的層面 逐步擴展，循序漸進地頂替舊秩序，始終保證社會不失序，直到新秩序全面形成後，舊秩序才徹底退出。這樣的「立字當頭」，最終達到「破在其中」。
機器化的官僚集團既然有了制約領袖的能力，如何會任其所為呢？不錯，正因為如此，領袖要做的和能做的，只是啟動政治改革，政改的真正進程要靠民眾完成。文革已經證明，民眾若真正起來，官僚集團根本不是對手。
機器化的權力可以控制領袖，但是專制結構又使這種控制必然存在時間差。在電視和互聯網時代，這個時間差即使不多，也足以讓領袖完成啟動政改的「第一推動」。
當 年為了點燃文革，毛要把1300萬紅衛兵調到北京接見。今日領袖卻可以瞬間面對數億民眾，在官僚集團還未來得及反應之前，發出政改號召，把「立新」方法交 給民眾，並授權他們不服從官僚集團。這種得天獨厚的優勢，是毛當年夢想不到的，也是今日領袖的決勝法寶，使其能夠僅憑一人之力，開啟改天換地的進程。
與毛的不同是，今日領袖一旦和民眾聯手，會成為權力機器的階下囚，然而換來的是青史留名，在其啟動的政改成功後，自身也未嘗不會另有一番新天地。
領 袖與民眾聯手的政改之路，最終成敗取決於交給民眾的「立新」方法。那必須是一經啟動就能自動完成的多中心、內驅動、自組織方法，能在實現進程中自動整合， 從局部擴大到全局；那方法不可被權力扼殺，強力也無法鎮壓，既能與舊秩序和平相處，又能隨成長不斷取代舊秩序，直至徹底轉型。
那方法是什麼？至為關鍵。
(作者係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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