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 | 政府是有限的

2012年06月08日 09:55:02

       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考性基础：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政府都是有限的。制度意义上，有限政府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最伟大的成果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每个人自私的先验性逻辑起点存在，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堕入了自私的深渊。由此，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限政府的价值之后，依然有一小部分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这样的制度设计。

        历史是触目惊心的。人们将永远记住喧闹的20世纪，卑斯麦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府，一度无边界膨胀，几乎要管住每个人的呼吸；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不仅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公司都收纳其中，甚至连脑袋里面的思考也控制起来，谁不顺从斯大林思考的方向，谁的脑袋就会秘密消失；中国当然也不是例外，政府无限膨胀，以至于每个人的粮食都被定量，布匹和糖也需要计划，当政府派发的粮食不再抵达，有高达3000多万的人竟然被饿死了。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历史悲剧更加让人难过？当我们陈述这样的罪恶，很容易让别人误以为我们不过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反政府主义者。这是需要反复说明的地方：倡导一种有限政府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要。我们警惕的是，政府借用强制性的、过于集中的权力，破坏市场的秩序，甚至侵犯人们的私权利。事实上，无论在何种制度背景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这么做。几乎每个政府都是这样的，对历史的教训故意视而不见，人为设计很多制度性的漏洞，让政府的政策不受制约。道理由此变得非常简单，一个单个的自然人，因为没有借助公权力，他或她对别人，对市场的伤害性，都是小范围的，甚至是无足挂齿的，但是如果拥有公权力的政府理直气壮地这么做，市场的灾难或者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就会很快来临。

        所以我们呼吁一种有限的政府秩序，政府的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每个人授予的，其目的是让政府保护每个人的私权利，保护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市场体系中的权利。私权利成为政府行事的最后边界，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政府的无边界发展，绝对不能让政府强大到摧毁或者忽略每个人的私权利的程度。

        问题指向两个方面。

        其一，有限政府的建立，目的当然是约束政府的滥权，这反过来意味着，有限政府的建立，也是为了约束每个人的原罪。人类社会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建立，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人是天使，每个人都有罪，因此政府的设立呼之欲出。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陈述。周全的思维方式是，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每个人的原罪，而政府是所有选项中相对比较有效的约束每个人原罪的组织形式。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一个由人组成的政府越过最高原则，来伤害每个人，政府不能无限膨胀，以至于可以借助政府的名义，伤害每个个人，必须把政府限制在一定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洛克强调，政府和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每个人的自由。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加以重视，这样的权利，包括了一个人在法律的约束下随心所欲处理和安排自己的人身、行动、财富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范围之内，一个人不受另一个人的支配，尤其是不能受政府的支配。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从这样的私权利领域退出去，彻底地退出去。

        其二，如果有限政府只是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试错的结果，那些热爱大政府的人们，就有了拒绝有限政府的坚实理由。所以,对历史的了解与分析,就成为重要的功课。“历史告诉我们，团体和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暴政的诱惑”，这是托马斯杰弗逊1774年说过的话。这里的暴政，就是大政府主义。既包括了由大政府推动的计划经济形态，也包括了绝对惟一性的政府意识形态宣传，还包括对一个明星政治偶像人物的非理性膜拜。当三者结合在一起，大政府主义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生活方式，暴政来了，灾难来了，所有人都张开怀抱，为自己能够遭遇灾难欢欣鼓舞。

        任何一种大政府主义的实现，一定是魔鬼暴君与普罗大众合谋的结果。有人在《圣经》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里找到了反对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性理由。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了一尊偶像。这是亚伦的杰作，那些在路上的犹太人，当时当地的态度，不是抵抗亚伦，反而是欢呼，是积极参与。这是最古老的错误，背后的逻辑是，亚伦将人的组织的行为的边界打破，直接违反了神的最高原则，人不能拜偶像。但是亚伦的行为，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却最具有蛊惑性，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取悦神，而是取悦以色列人。这就意味着，亚伦的“政府”，破坏了最高的原则，因此不再是一个有边界的政府，而是一个无限的大政府，无限到抗拒神的诫命。

        政府因为夹带公共利益，使得人们丢失掉最高的敬畏原则，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亚里斯多德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自然观念，就是从理性思考路径出发，将自然的秩序置于神的高度。这启发了后来的有限政府理念，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都必须以最高的自然秩序作为起点。这是自然法的起源。政府或者说政府制定的法律，不仅是政府意志和权力的表现，必须要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原则之下。政府和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管辖，没有人高于法律。而法律的位置，毫无疑问，是不可高于神，不可高于自然秩序。

        感谢先知们的努力。他们提醒我们，任何由人组成的政府，必须有所敬畏，必须建立其必要的和合适的列举型权力。也就是说，政府一定不是无所不在的，政府和一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以契约的形式写进宪法，人有赋予政府公权力的权利，也有抵抗政府滥用公权力的权利。个人的”抵抗权”由此建立，这才是有限政府的基石。

        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抵抗权”的存在，人们才得以在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漩涡里，一直顽强地守卫自由。荷兰、英国和美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历史证明，有限政府的建立是有可能的，而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没有政府和官僚的干预，繁荣就有可能；没有政府强制参与的宗教秩序，社会的稳定和每个人心灵的自由，就有可能；没有不受限制的政府的绝对统治，就有了建构法律体系，建构有限政府的可能。而一旦有限政府成为现实，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形成了一个可以期待的制度基础和信仰基础。(本文刊发《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