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魂灵真有感应，那么对于已沉睡地下多年的冰心老人来说，一定会被其后代的利益纷争所惊醒，并为之寒心彻骨的——近日，冰心的孙子吴山，因父母的离婚官司而与父亲产生矛盾，竟公然用红漆在爷爷奶奶的墓碑上大书“教子无方，枉为人表”，试图引起社会关注。据报道，吴山还曾说：当时他非常气愤，还想把墓碑砸了！
俗语云：人死为大，入土为安。意思是后人对死者应有相当的敬畏和尊重。而在中国民俗传统语境里，祖坟，往往意味着家族血脉的传承，寄托着子孙对先辈的情感。如果祖坟被他人损毁，这是很有可能要与人拼命的“大事”；倘若是子孙自毁祖坟，这样的子孙，则无疑是家门之大不幸。而至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孝之罪”，也大抵莫过于此了。
文化名人的后代，因家庭纠纷而迁怒于祖辈，并以损先人墓碑的极端方式寻求社会关注。在这里，文化名人，已然成为其后人寻求利益表达的一件道具，乃至沦为利益争夺的角斗场。这绝对是生前冰雪透彻、纯真善良、博爱正直的冰心所不曾料想到的。一代文化名人的起码尊严，被子孙辱没、践踏至此，一个书香世家的斯文没落如此之速，令人不胜唏嘘。这显然不仅仅是某个文化名人的家族悲剧，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实在是中国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悲哀！
就个案而言，吴山损污奶奶墓碑的背后，固然有着家务事的一地鸡毛，与伦常之间的悲欢离合。但是，这绝不只是一件家务事，而同时也是一个公共事件。由“家务事”上升到“公共事件”，显然不是有论者所指摘的“上纲上线”，而是有其内在的因由。
对于吴山来说，所谓“骂冰心求关注”，不管他是“迫于无奈”，还是“被父亲逼的”，皆洗刷不了他泼漆行为的预谋性质。连他自己也承认，“我这样做，就是想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为我的母亲打抱不平。”吴山一反“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规训，而将家事闹到公域，使“家丑”人尽皆知，这显然不能说他对公私的分际一无所知，而实在是其主动而为的结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妨说，对于作为文化名人的爷爷奶奶以及媒介的传播效应，吴山大致了然于心，并有所期待的。否则很难解释其在众目睽睽之下，实施这种有辱家风的行为。
由此来审视吴山在回应社会指责时所说的“她不是名人，只是我的奶奶”，则已然有以“无知”来推卸责任之嫌了。不管吴山是否愿意承认，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冰心和吴文藻已经进入中国现代文化史，公共场所中关于他们的纪念物，已不再专属于吴家，而有了公共属性，为社会公众所共同拥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山涂抹的已不再是自家祖坟上的一块与他人无关的墓碑，而是一处承载了人们对一位曾经温暖一代代儿童的文化老人的情感的公共文化设施。
如果说吴山在私域对祖辈发发牢骚，尚属家务事，而在公域用油漆在名人墓碑上写上羞辱性语言，则是一种要遭致公众谴责的公共行为了。很显然，区分吴山损碑行为的公私界线，就在于“文化名人”与“公共场合”。他的损碑行为，除了伤害了自家人的感情，也贬损了冰心的公众形象，由此而伤害了公众的感情。当然，人们的这种情感，在此之前或许是沉睡着的，而吴山泼漆事件使之被唤醒并坚硬地存在，而非全然是虚无的道德矫情和情绪宣泄。
我们能够理解吴山对父亲的不满、无奈和怨恨，甚至还有对家风沦落的忧叹与哀伤。但其维护正当权益，并非求告无门，而是有法律这一更为理性的途径可选择。而舍此路径，采取制造轰动效应的手段寻求关注，无疑是等而下之、极不明智的愚蠢行径。为了利益而迁怒于先人，这种所谓“后人生病，先人吃药”的做法，是何其荒谬！当然，“骂冰心求关注”，确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然而除了自取其辱，并让家族颜面扫地、先人形象被贬损之外，还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有益的东西？莫非这就是他所需要的“效果”？果若如此，则只能以“至贱无敌”四字来形容了。
在吴山涂碑这件事中，无论是从敬重先人，还是维护文化名人体面和尊严的角度，无不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从私域到公域的价值失守和文化衰败感。而且，透过近年来侯耀文、季羡林、陈逸飞、刘海粟等文化名人身后的“财产纷争门”，人们不无忧心地发现：文化“巨人”的背后，是一个个不堪入目的道德“侏儒”。显然，当人们尤其是名门之后，对先人、对文化名人丧失最起码的敬畏和尊重，在利益面前失去最起码的宽容和节制，纠缠于利益而不择手段满足之。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文化血脉的传承还有多大依存空间可言？至于公众所真正认同的文化大师，则更是无从谈起，而只能成为一种供人凭吊的酸楚追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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