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适先生（1891.12.17—1962.2.24）诞生121周年，也是先生去世50周年纪念。去年12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博士在纪念胡适诞生120周年时感概：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一个“五四”时期的“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改革开放时期的“先时之人物”，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这话听来虽然不太顺耳，但却道出了实情。这也是我们今天重寻胡适历程的意义。
胡适先生有很多亮丽的头衔，如现代著名学者、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等等。但我认为先生首先是一位静水流深的燃灯者，与鲁迅先生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一个都不宽恕”的冷峻相比，我认为胡适先生的平淡充和更具人格魅力、更让人高山景仰。
不过，尽管胡适先生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大师级学者，却又不是高居云端、可望不可及的人物。作为胡适先生的学生、也是后来北大学术泰斗级的人物季羡林先生曾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开篇就是：“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50年前的事了。”对季羡林先生而言，胡适先生既是“有知遇之恩的恩师”，也是足可引为知己的良友。但自61年前一别，两人再未相见。1999年等到季先生终于可以跨过海峡造访台湾，与胡先生已是天人之隔。胡、季之间，既有人文传统之赓续，也有政治隔阂之痛切。你看，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学生对师尊的称谓，这样的先生你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尊崇他、膺服他。
我对胡适先生的印象，除了认为他是一位思想家外，首先我还感到他是一位人格极其伟大的人物。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写的《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就披露了这样一则轶事：
1927年，胡适先生在上海买得一部古钞本《石头记》，这是一册海内外人士艳称乐道的申戌本。此本虽然只有残存的十六回本，而它出现于人世却为红学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境界，说是石破天惊，乃至是开天辟地，也不为过。这是因为它第一次让读者晓悟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原貌，与坊间久已流行的一百二十回“程高本”（指程伟元和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苏州萃文书屋用木活字排印《绣像红楼梦》，世称程高本）大大不同。1947年秋，当时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周汝昌初涉红学研究，当其文在报端发表后，胡适先生不耻下问，立即写信给以响应。尽管两人学术地位有“云泥”之隔，但是书来信往，讨论切磋，毫无介蒂。胡适先生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以平等的态度相待，真率关切，字里行间没有做作的气味。就是这样普通的学术交流关系，当周汝昌冒昧地提出想借胡适先生珍藏的这部价值连城、无价之珍的《石头记》时，先生即慷慨地借给了他，而此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之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周汝昌先生半个世纪后回忆此事时说：“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也许有人会说：胡先生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于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钞。”
这样的敦厚长者、谦谦君子，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回到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
1922年5月，以胡适为核心，十几个为政府欠薪困扰的北京的大学教授们，各自贡献薪金的百分之五，共同创办了《努力周报》。在该报的第二期，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李大钊、梁漱溟、陶知行、丁文江、高一涵、陶孟如（履恭）、王伯秋、胡适等十六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心观点是以所谓“好政府”为政治建设的目标。这一后来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的宣言，实际上是由胡适发起和起草的，一问世即轰动全国舆论界，并引发一场“好政府主义”的讨论。胡适具体阐释了“好政府”的含义：在消极方面是能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方面一是能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是能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但是他的这种实际上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思想的“好政府主义”最终在现实政治面前是碰了壁的。这将在后面谈到。
胡适一生称赞最多的哲人，是他的老师杜威。胡适的这种赞誉，是从心里的敬重。先生说：“他（杜威）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1919年4月27日，胡适先生邀请在日本讲学的杜威先生来华访问。杜威先生先后在北平、南京、上海、苏州、扬州、无锡、济南、徐州、福州、厦门等地作过近60场演讲，演讲的内容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公民教育》等，诚为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的启蒙之旅。如5月3日和4日，在江苏教育会会场，杜威先后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胡适先生后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有过这样的断言：
“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但是我们可以举两个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的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现在的杜威，还只是一个盛名；十年二十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那种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干百倍吗？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1）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被他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很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利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武器。
（2）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殊料60年后当代中国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开启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并由此终结了文革的十年浩劫）。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问题，省去许多无意识的争论。第二件，——一切学理都看做假设——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杜威先生虽去了，他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得更多的信徒。国内敬爱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于推行他所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使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渐渐的变成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那时候，这种哲学的影响之大，恐怕我们最大胆的想象力也还推测不完呢。
因为这两种理由，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当然，从学理上看，胡适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先生说：“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来全世界一个最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确实被胡适先生言中了。民主政治即使千回百转，永远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主流。而这种民主政治，在胡适先生看来，就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的权利是自由”。可以说，容忍与自由是胡适思想的核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1925年，先生在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写道：“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不过，遗憾的是，胡适先生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却有水滴石穿之功。台湾极权体制的解体、民主政治的发展，虽说在胡适先生生前都没有实现，其思想源头还得上溯到先生，雷震、殷海光、李敖这些胡门弟子都是播火者。而且胡适先生不仅广为张扬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同时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与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但蒋介石日记中仍称胡适先生为“诤友”，先生逝世后，蒋公送了一幅著名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二、“价值重估”的当代意义
在西方哲人中，胡适先生除了对他的老师杜威顶礼膜拜外，再就是超人尼采对他颇有影响。他十分欣赏尼采的一个观点：“价值重估”。但是，胡适先生推崇的“价值重估”，不是狂飙突进，摧枯拉朽，而是走的一条和风细雨、以公正平缓的口吻、科学的理性，来建立新的文化秩序之路。
“价值重估”，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存疑。年轻马克思曾说过：“我怀疑人类所建树的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我们看到抛向空中的石头掉回地面，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地球上，我们选择的参照物也是地球。假若我们置身于另一星球，看到的可能是地球飘向石头。动态的、辩证的、唯物的观照事物，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静态的，也许就是火山爆发后的死寂。
可直至如今，僵化的、教条的思想禁锢仍随处可见。尽管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古与今、中与外的一系列教训和挑战昭示我们，改革不能“重用不重体”、“变器不变道”。真正的稳定和发展，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创新。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再一次忧心重重地指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政治体制改革呼吁了这么多年，为何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我认为首先就是观念上没有突破。如果不来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抱残守缺、墨守陈规，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变，那就只能回到秦皇汉武时代。顾准、李慎之、李锐、谢韬、杜光、杜导正、朱厚泽等这些“两头真”的老同志（“两头真”归纳者杨继绳说：“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著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历史学家朱学勤认为：“‘两头真’之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不幸’，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里的‘大幸’，幸亏他们出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才能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敞开言路，同时，为后来者留下道义资源。而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援意识’，不仅是学理，还应是道义，后者远比前者重要，理应珍惜，以利接续。”）为当代“价值重估”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启蒙。我们，是中国公民的一分子，对于理想的重建，即使虽不能至，但应心向往之。温总理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要时时激荡于心。
当然，“价值重估”不会是波澜不惊，它甚至是一个化蛹为蝶的痛苦过程，这从思想家王若水的人生剪影中可见端倪。
1954年12月28日王若水先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和杜威》，对胡适与杜威大加伐挞。文章开篇就是：“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胡适唱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调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倡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这件事情是大家知道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件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就是当时有一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和胡适勾结在一起，参与了这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和公开活动。这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就是胡适称之为“良师益友”的杜威。
杜威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的头子，美国资产阶级报纸捧他是“西方文明的救主和保卫者”“人类心灵的伟大领袖”。他的学说在中国曾起过不小的影响。但杜威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大棍子”政策的拥护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竭力主张美国参加这场帝国主义的火并。多少年来，他一直捏造着“苏维埃帝国主义”的弥天大谎。他鼓吹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好战论调。尤其不应当忽视的，是他还公然支持过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他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就是这个学者的政治面目，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的“良师益友”的面目。”
但是，30年后，王若水的思想彻底转向了，摒弃了阶级斗争钢刀利剑，高扬人道主义大旗，其否定之否定的心路历程，谁说不是“价值重估”的现实标本呢？其重建个人价值的理念，同样能在胡适先生那里找到源头。先生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早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样的民主政治宣言何等畅快淋漓！
三、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
社会的转型发展究竟要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1922年春夏之际的“好政府主义”讨论在理论层面上结束后，很快就付诸实践。是年9月，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署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吴佩孚等支持下，三人受命组织内阁，分别出任国务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人称“好人内阁”。那么一个“好人政治”能否产生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呢，历史证明这样的“好政府主义”是失败的。当年“好人内阁”上台，手中并无行政实权，一切都得看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脸色行事，尤其是开罪了另一个直系军阀曹锟后，曹便勾结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诬陷财政总长罗文干在对奥借款中有纳贿行为，将罗非法逮捕，迫使王宠惠内阁全体辞职。
所以，社会进步到底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我认为这是鸡与蛋的关系。没有先进的文化为内涵，制度设计再好，也不过是贴个标签而已。正如胡适先生1924年在给友人李书华等人信中指出：“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80年后，法学家江平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有人以日韩以及台湾的民主政治后来居上说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认为那恰好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文化观念上的突破所结出的硕果。因此像日本内阁首相走马灯式的换，但他的民主制度根基不会动摇；台湾地区选举热热闹闹，可民众的社会生活依然稳定，依然安居乐业。
当代著名学者、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尽管对胡适先生有所抵牾，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胡先生自由主义立场，之所以能够持久不变，主要是因为，他领会到了西方自由主义主流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在应付政治与文化问题上，确有智慧。”此外，李慎之先生曾在给舒芜的一封信《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中，比较过胡适与鲁迅最大的不同：“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可见，李慎之先生也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离开了充盈的文化内涵，再好的制度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
资中筠先生曾两度谈到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一次是发表于《随笔》杂志2008年第二期，标题为《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一次是2008年11月14日在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的演讲，标题为《制度与文化》，年初与岁尾两篇内容相关的论题，但关键词前后掉了个头。我认为这至少表露了两点，一是资先生十分注重社会改良的文化与制度建设问题，二是文化与制度究竟孰重孰轻真的很难把握。资先生年初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但在岁尾的演讲中坦承：“我原来的文章，制度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到底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制度更决定，还是文化更决定，跟鸡与蛋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一阶段里面，文化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但是互相是互为因果的。”可到了后来资先生的观点又有了鲜明的改变，那就是2011年11月5日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时明确提出“现实困境都因制度而起，不是文化问题。”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资先生这场演讲的主题是“中国的文化复兴与启蒙”，主要是针对国情特殊论和所谓抵制西化的问题而言的。
也就是在凤凰卫视这场演讲中，资先生还特地援引了一段西哲的话：“穆勒的《论自由》里头，有一条说得很清楚，他先是说人要有信仰自由，那么它是不可剥夺的，它是天赋的，你没办法剥夺它。但是他自由了以后，有了信仰自由以后，他要说出来，所以他就应该有言论自由，他有了言论自由以后，他又要传播，他希望他的想法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所以呢就有出版自由；他要写东西嘛，要发表的自由；完了之后呢，一些同样理念的人，希望在一起，能够联合起来做成一件事情，这就有了结社的自由。”那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四大自由，到底是文化层面的还是制度层面的，应该是一目了然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化作支撑，即使有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也可能是挂在墙上的一幅风景画。
资先生强调：“所有这些价值观里头，最基本的是自由，我认为。有了自由之后，就要要求平等。所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是必须要有平等的。……如何来保障这种平等的权利，用什么制度来保障？人们就发现，到目前为止，试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到目前为止，被称为民主的制度，先笼统地说民主，其实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形式），是比较最适宜，最能够保障这种平等权利的。”所以，制度只能说是文化的一种体现，一种保障。
当然，文化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1999年12月底，身为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在面对议员关于文化是什么的质询时，她想到的回答是：“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南京青年学者范泓认为：“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可说是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自由民主运动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胡适先生在制度建设上立足于宪政民主的诉求，在文化建设上终身都在宣传言论自由。他在《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纪念会上发言时说：“我们当政的人，应该极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什么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呢？舆论就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舆论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就应该承认是合法的。至于代表民意的机关，无论是中央的立法机构，地方的立法机构，对政府的实施有反对、有批评都是合法的。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但是，知易行难，更难的是内心深处真正的文化认同。
仍是季羡林先生在台祭扫胡适陵园时所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如今，世上己无胡适之，我们后学对于先生只能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而，先生那种“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永远是我们仿效的榜样，先生一生为自由主义呼吁、呐喊、抗争的姿态，永远是我们努力前行的指路明灯。当年雷震《自由中国》案后，当有人问及胡适先生对此事的反应时，先生满怀深情地慨然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回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由的溪水是谁都拦不住的，“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日子终会到来。我们相信，伴随胡适先生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薪火相传，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法治宪政的涓涓溪流，一定会汇成滔滔江河，中国这艘时代巨轮一定会驶出“历史的三峡”。“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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