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保町的古书街
贺卫方
本文发表于香港《苹果日报》2012年6月17日
今年春节后，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我在东京访问四十天。与以往参加会议、匆匆而过不同，这次时间充裕，容许我得以观察一些更细节化的事物。回想起来，东京这座城市，最让我感到气象宏大者，不是建筑，而是书店。
也许有读者会奇怪：书店？哪座城市没有一些书店呢。可是，当你来到来到神田，或者叫做靖国通的那条大街上，鳞次栉比的楼宇中，居然布满了书店。准确的数量是180馀家，其中旧书店——日语称之为“古书店”——160多间。过去我曾经到过这里，但因为时间仓促，只是在最边缘的两家书店匆匆买了几本书。这次时间充裕，我在那里前后逛了六七天天，还只是局部。这里的书店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类丰富，专业齐整，语种多样。不仅有书籍，还有作家和各界名人的手稿、书法等。我在几家卖“洋书”（专指西文书）的店里看到不少西方18、19世纪出版的老版本，有些在“原产国”恐怕也是稀见品了。我看到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之法》（1631年荷兰文版，价日元350,000块），看到约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法文版（22万日元），看到11卷本的《边沁通信集》，还有我有中文译本的斯坦因哈佛演讲集、赫定关于中亚探险的那本名著的斯德哥尔摩初版……
在神保町旧书店里买得的几种与黑船事件有关的图书
在逛这些书店时，我常气恼自己不懂日文。例如在阿拉伯国家，看着书架上的文字，一概不懂，心里也不急，也算另外一种“眼不见，心不烦”。可是日文不同。钱锺书先生当年在京都大学座谈，开头就夸奖日本汉学成就斐然，不过，他说：“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其实，日语里夹杂着很多汉字，中国人又不是完全不通；看书名，读书页，大致上可以知道一本书的主题，却又难以通晓内容。那个保险箱是用半透明材料做成。依稀可以看到里面有些金银财宝，无法打开，不只是“眼睁睁地发愣”，用现在网上流行词汇，简直要抓狂。
抓狂之馀，也不免令人思考：为什么东京有如此繁华的古书业？在我到过的所有城市里，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抑或是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神保町书店街真正是首屈一指。是日本人格外热爱读书？地铁里一卷在手的人确实很多，我甚至看到一个老太太捧着一本桑德尔的《正义》读得津津有味。爱阅读的人多，自然也就会催生书店业的发达。但是，旧书店这么多，还是需要别的原因解释。
在历史上，日本从中国输入了许多典章制度，但是，两国之间，历史的连贯性有着巨大的反差。日本的君主，从来都不是通过征服而登基。虽然天皇在幕府时代曾长期沦为符号，然而却未曾有过改朝换代的情况，所谓万世一系，良非虚言。在中国，改朝换代，历代皆有，而且不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还伴随着对前朝种种的激烈排斥。对前朝文武的杀戮，前朝遗民的自我放逐，当然也需要消除那些不利于本朝合法性的违碍书籍。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初期的文字狱，不知道有多少文脉被专制的斧钺无情斩断。一直到文革，红卫兵们不是也烧毁了汗牛充栋的“封资修”书籍么？相比之下，日本几乎没有这样代际冤仇，书之祸也得以幸免，也就有了古旧书籍的不断积累和旧书业的蒸蒸日上。这是否是一个重要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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