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这次您去香港，主要是参加中文笔会的活动吗？
高瑜：一是参加每年一次中文笔会三个奖的颁奖活动，二是参加法中文化协会，香港五七学社，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举办的“反右55周年研讨会”。
法广：这些活动是在“六四”刚过之后举行的，有些敏感，您的感受如何？
高瑜：为了让与会者能够顺利到会，每次他们都选择躲开“六四”之后的时间，但今年这次没躲过，原因和这两次会议关系还不大，而是因为姚监复先生写了一本书：《陈希同亲述》。这本书是他和陈希同一年零四个月间十次访谈的记述，看来是这本书让中央感到敏感，才阻止我们两个人赴港。我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从1999年2月19日出狱后，官方就不停地暗示我，希望我“出去”，因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我“访问学者”的邀请还一直有效。但我一直就在国内呆下来了。我多次出国，到香港也有很多次了，都没有遇到问题，只是这次遇到阻扰。
具体情况是：6月7日晚上8点钟，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联合给我来电话，希望我到居委会去一下，要和我谈话。我说：你们有没有法律手续？他们说：这还要法律手续？我说：当然了，即便你们把我传到你们政府的最基层的部门，你也得有手续啊。他们要来我家，我说你们最好就在电话里谈。在电话中，他们要求我不要到香港去，而且要给我报销去香港的飞机票钱。我听了以后感到莫名其妙而且非常生气。
我为什么生气呢？“六四”之后23年，我没有领过工资，陈希同89年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就“平息暴乱”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最前面“反邓保赵的大阴谋”中，首先就点了我的报纸，点了我写的一篇专访，结果就把我们报纸封了。我从监狱出来以后，报纸已经没有了，社科院还要调查我，还不给我安排工作，连我的档案也给丢了。我第二次出狱以后，因为没有档案，所以连一个社保都办不了。我现在是一无收入，二无社保。温家宝多次讲：社保医保全国普遍地都实现了，而我就是例外，我没有。这根本就是对人权的践踏。他们这次又忽然提出不让我去香港，我当然拒绝了。我说如果你们阻扰我去香港，我明天就在首都机场开记者会。
在这样比较强硬的表达以后，到晚上10点钟，门口停着的打警灯按警铃的警车也开走了，也没给我再来电话。第二天我就直接去了机场，没有受到阻扰。
法广：这还是您争取来的。
高瑜：要是让他们吓唬住，不就自行取消了到香港的自由行，那不就成了我的问题？
法广：请谈谈这次去香港的感受。
高瑜：不要说这几个会了，都开的非常好。我最有感触的是到的第二天，开了一天会后，得知香港支联会因为湖南李旺阳“被自杀”而组织游行，要求中国政府给以调查给以回答。我听说第二天下午还有游行，就对采访我的记者特别说：我一定会去参加。因为我以为我能抽出时间。但第二天情况不同，会议安排非常紧，还有我的发言。当我发言后，有人愿意陪我去游行时，一电话联系，说游行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就非常遗憾，没有参加声援李旺阳的游行。
这次香港喊出的口号是：“我们都是李旺阳”。第二天看报纸，场面非常轰动，参加的都是80后，90后年轻人，还有就是在校学生。我非常受感动，我感到香港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对一些特殊的遭到迫害的民运人士的支持，23年始终如一。今年香港维园的六四纪念活动有18万人参加，破了纪录。我在北京时，对那些阻扰我来香港的人就说过：如果我六四那天去香港的话，一定要参加维园的纪念活动。
对李旺阳的事，国内主要是在网络上传播，有一些很热烈的讨论，但是随时都被删贴。而香港人是主动地上街，两万人在香港中联办门前进行了连续两天的游行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予以调查。对此我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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