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机事件发生后，很短时间内就在网络上曝光，但由于第一时间内信息公开程度不够，出现严重失真情况。坊间传言飞机上有20多位警察（甚至特警），甚至沦为恶搞段子，称乘客用上海方言传递信息，或警察以为安排反劫机实战演习，甚至戏称“史上最倒霉劫机犯”等等。
但同日晚间，亲身经历劫机事件的网友“奢兰堂”发文澄清称，机上并没有20名公安，只有最多五六名公安领导与干警。这一消息于三天后得到了《环球时报》前战地记者、现赴新疆特派记者邱永峥的证实。在7月2日《探访和田恐怖劫机事件真相》一文中，邱永峥和同事王渠确认，事发时和空乘人员及旅客一同出手制服劫机者的，是因公到乌鲁木齐出差的4名来自洛浦县的警察和来自和田的2名警察。
与这六名警察相对应的，是六名来自喀什地区的巴楚、莎车和叶城的劫机者，据称其中年龄最小的生于1992年（20岁），最大的是也不过生于1976年（36岁）。在意识到企图落空后，其中几名劫机者试图咬舌自尽。7月2日，有消息称其中两人在医院中伤重不治身亡。
由于事发突然及场面混乱，劫机者从未能够有效控制机舱内形势，因此无从判断他们的真实诉求。但是据《环球时报》援引现场处置的指挥员称，劫机者就是想制造机毁人亡的惨剧，而不是把航班劫持到哪里去。
劫机事件发生后，引起网络舆论一片惊呼，称如果机上没有警察，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事实上，当劫机者试图利用金属拐杖撬开驾驶室门时，是头等舱的旅客率先报警并与劫机者搏斗，将其逼退回经济舱内。而先后出手制服劫机者的，除了警察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学者和更多普通旅客。依赖“警察”存在的庆幸心理，反而可能导致解决问题的思路进一步退化。
事实上，这并不是类似事件第一次出现，最为类似的前例发生于2008年3月7日，因一维吾尔族女性试图在机舱内纵火，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南航飞机在兰州紧急迫降。此次事件从参与人数手段上都有进一步升级。此次劫机事件反映出，在“七五”事件三周年之际，维吾尔族群的抗议有重新激进化的趋势，而这种激进化趋势可能导致多重后果。
首先，这种类似人体炸弹的自杀式攻击，体现并反过来刺激了维吾尔社群内部的绝望情绪。最年轻的劫机者只有20岁，在青春年华为自己眼中的“圣战”而赴死，这和藏区接二连三的自焚事件不同，凸显出新疆问题的“巴勒斯坦化”。同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同时针对本族人的攻击（出手制服劫机者的也包括维吾尔族警察），也将导致族群的内部撕裂。
其次，这一劫机事件可能导致其他族群（尤其是汉族）对维吾尔族人的观感继续恶化，民族间紧张情绪上升，刺激受害者的非理性情绪抬头。例如，在网友“奢兰堂”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中，在澄清警察人数之余，也指责“和田的安检用的是维族人，那么长的拐杖都能带上去”，即以民族身份划线，暗示安检人员玩忽职守甚至放任事件发生，然而目前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这一指控的真实性和因果联系。
再次，2010年接替王乐泉主政新疆的张春贤，虽然上任伊始被各方寄予厚望，但两年下来，尽管在中央支持下，有不少惠及民生政策出台，但限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框架，消弭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临近中共十八大之前爆发劫机事件，对张春贤将会产生巨大压力。为“维稳”考虑，短期之内重拾铁腕政策将是施政者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选项。
同样，在既定的政策和思维框架下，劫机未遂事件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原有的“路径依赖”， 在市场化媒体万马齐喑之际刊发独家劫机报道的《环球时报》，其主编胡锡进更借此事件，在微博上描绘出一幅令人惊悚的远景，在他看来，劫机未遂只是“小惊险”，而“出多党制，国家必乱，而且必将从新疆乱起。极端民族分裂势力届时会崛起，导致新疆战争，外国势力会全力干涉，中国同西方关系将崩盘。中国南方发达省份会耐不住西方制裁，有的会选择独立。中国将陷全面战乱…”
虽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办公室发言人侯汉敏以标准的官方口吻宣称：“在恐怖暴力面前，不分民族，不论职业，奋不顾身的集体抗争让恐怖势力无容身之地。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偶发事件影响不了新疆建设发展大局的根本所在。”但是在这种“偶发事件”和“新疆建设发展大局”之间，并非简单的一步到位关系，相反具有极为复杂的中间环节。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些中间环节，例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分享经济发展红利、遏制极端思潮、扭转维汉聚居区日益对立趋势等，“新疆建设发展大局”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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