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相比,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则历时更长。在审判中,罪犯松井石根等人进行了无耻的诡辩,拒不认罪。他竟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说成是“兄弟之争”,是“哥哥教训不听话的弟弟”,是“爱的战争”等。他说:“我总是坚信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所谓‘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这就像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这一行动是使中国恢复理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
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罗瑾、吴璇当年冒死保存下来的日军残杀中国平民的照片之一
作者:经盛鸿,选自:《世纪风采》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在这样一个重要年份,却传出日本一些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消息。例如,在2012年2月20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与到访的南京市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在提及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竟说:“的确存在常规的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河村隆之说,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他的父亲就在南京,“虽然当时事件过去近8年时间,但南京人却对我父亲很好”。他以此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他甚至狂妄地宣称:“中国一直说是30万南京平民被屠杀,纠正历史认识是我的使命。”
河村隆之的话企图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的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南京市政府深感震惊,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其实,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战时日本当局对南京大屠杀的封锁、掩盖与粉饰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伴之以抢劫、强奸、焚烧。日军的恐怖暴行延续了6周,杀害中国军民达30万人。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最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暴行之一,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日军在开始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的同时,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对南京严密的新闻封锁。他们首先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扫荡一空,破坏殆尽,并立即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日军当局还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即既不让任何人离开南京,更不容许任何人进入南京。这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任何一点真实信息。因此,对当时正在南京发生的日军对中国战俘与平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情况,中外新闻传媒都不能做一点报道,或者只有十分模糊的片言只字。
日军当局只允许日本随军记者采访与报道有关南京沦陷后的情况。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过、由日本新闻传媒记者发出的“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
日本随军记者中的大多数人,因长期受到日本当局的思想灌输,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具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是日本当局侵华与屠杀恐怖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与宣传鼓动者。当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血腥的大屠杀时,他们自觉地充当了恶魔的辩护士与粉饰工,精心制造与发布各种虚假的消息,连篇累牍地写下与拍发出一篇篇捏造南京“祥和”景象、南京市民感激日军“恩德”、掩盖与粉饰日军大屠杀暴行的电讯、特稿与新闻照片,刊登在日本各新闻传媒上。
例如,1937年12月22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个版面,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标题为《对昨日之温情—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照片共5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于12月20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题为《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内容是在一家医院里,日军的军医和护士正在为中国伤兵诊断和治疗。第三幅照片题为《炮声停止后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内容是正在和中国摊贩打趣的日本兵,一派与战前没有什么区别的热闹的南京街头景象。
再例如,在1937年12月30日,《东京朝日新闻》晨报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内容是戴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在原外交部大楼的医院里,为收容的中国伤兵、俘虏进行治疗与看护的情景。
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新申报》上刊登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宣称:“南京市的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城市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德国侨民拉贝在日记中对这篇报道愤怒地斥责道:“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随军记者凭空捏造的南京虚假报道却符合与迎合了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因为它可以掩盖、抵赖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凶残、丑恶与罪孽深重,可以进一步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因而这些报道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几乎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这些虚假报道产生了一定作用,特别是使得广大日本民众一直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惊天血案一无所知,一直被蒙在鼓里。
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管日方当局如何封锁,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还是由西方各界人士通过不同途径报道了出去。首先是5位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震惊,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即记录下这些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分别在《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上进行了揭露。随即英国《每日电讯》、苏联《真理报》等也相继作了报道。
在国外新闻媒体揭露日军暴行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也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报道,仅中共《新华日报》自1938年1月至5月间,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新闻就有10余篇。
接着,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把亲眼目睹的暴行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下来,用书信、日记等方式,向世界揭露。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把这些资料汇编成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在许多国家出版`。此书的中译文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于1938年7月由汉口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郭沫若为此书写了序言。他说:“……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
留在南京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冒着生命危险,极其隐秘地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奇把马吉牧师的胶片从南京秘密带到上海,并在那里制作了4部拷贝,一部送给德国外交官罗森,一部送给英国传教士,一部带回美国,一部留在中国。它向世界揭露了日军暴行。这部影片1991年在美国被重新发现,成为留存至今的当年现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
南京难民中有一些九死一生逃出血城的大屠杀幸存者,以自己的血泪,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用日记、纪实等形式,向国内外控诉了日军的暴行,如郭歧的《陷都血泪录》、蒋公榖的《陷京三月记》、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范式之的《敌蹂躏下的南京》等等,在中外各地出版、发表、流传。
在这同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及其助手根据调查资料编写成《南京战祸写真》;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根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资料,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一书。1938年1月初先后回到南京的一些西方国家外交使节也向各国政府报告了南京的情况。这些著作,这些报道、书信、报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引起了正义舆论对日军侵华暴行的强烈谴责,也揭穿了日本新闻报道的谎言,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千方百计封锁、掩盖和粉饰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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