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2011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整治文強，社會效果好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到重慶一年多後，就開始為“打黑”物色典型人物，選擇人民群眾特別痛恨的人，其中，有兩個人的舉報材料特別多，一個是前重慶市市長王鴻舉，一個是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
渝定江回憶，有次和北京信訪局的朋友喝茶時，對方告訴他：“你們重慶有兩個人恐怕要出問題。一個姓王、一個姓文。”渝定江立刻猜出是王鴻舉和文強。沒過多久，文強被逮捕。
2009年9月26日，文強和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因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涉嫌受賄等職務犯罪被警方執行逮捕。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文強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他“三位一體”：既是大警察，又是大富豪、大官， 官、警、富都有了。
“為什麼不選王鴻舉？因為他只佔兩條，只有大官、大富，但不是警察。”渝定江說，其實在收拾文強前，另一個人已經被收拾了：原重慶高院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只是烏小青案並未達到預期的社會效果。
烏小青出事前，渝定江曾在烏小青涉嫌侵吞一名企業家財產的事件中出過力，最後，事主找上谷開來的事務所，渝定江說，就是這個企業家的案子讓把烏小青弄翻的。2009年6月9日，烏小青因涉嫌收受賄賂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11月1日，此案進入審查起訴程序。根據官方公佈的情況，11月28日，被羈押在重慶市第二看守所的烏小青留下遺書後，趁監友午睡時，避開監控錄像，用棉毛褲腰繩上吊自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烏小青在牢房中自殺，讓案子走到半路就終止了，使得烏小青並未被實際壓上刑場，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公共效應，只是在重慶官場造成的影響較大。
因此，渝定江表示，薄熙來抓了文強並判其死刑，也是想看社會效果如何，結果效果非常好，超乎原本的預期，但官場因為前頭死了一個烏小青，後頭又殺了一個文強，因此氣氛特別緊張，加上王立軍在重慶官場中幾乎全天候地監聽，更弄得人人自危。
渝定江說：“幾乎所有當官的手機都是被監聽的，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們都要把手機電池拿掉。”
渝定江對《明鏡》指出，王立軍之所以要監聽，就是想找到抓“新三種人”的證據，雖然“打黑”可以什麼都往筐裡裝，但還要有點蛛絲馬跡，通過監聽，王立軍能發現某人跟社會上哪些人物有所聯繫，再順藤摸瓜找證據。
但這樣大規模的監聽，只是弄得重慶官場噤若寒蟬，渝定江表示，這三年來，重慶是冰火兩重天，老百姓歡欣鼓舞，官場、富人整天膽戰心驚。
原預計十八大後推展重慶模式
2010年7月7日，被以受賄等罪判處死刑的文強，在重慶歌樂山一刑場被執行死刑，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殺文強只是開個頭，一旦社會反響好，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勢力就會把工作推展開來， 按照他們的計畫，推展工作會在中共十八大後進行，重慶只是個試驗地，十八大後，薄熙來接周永康職位，王立軍接任孟建柱，下一步就是把重慶模式推向全國，只要“新三種人”有任何一個民眾的舉報材料，就立刻抓人。
渝定江表示，這意味著，這是一場比文化大革命要深刻得多、範圍要廣得多、影響程度要大得多、性質要殘忍得多的歷史性大清洗。“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多的貪官、壞人，六四後，官場菁英幾乎沒有幾個好人，就算沒有什麼證據就將這些人殺害，好像也不太冤枉，這就是溫家寶感到岌岌可危、說話打顫的原因，因為刀就架在他們的脖子上。”
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與王立軍“打黑”，肯定有“黑打”的成分，但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剷除政敵，而是造勢，並且觀察滅掉“新三種人”後的老百姓反應，如果老百姓歡呼，他們就會繼續做，所以一開始還不是殺政敵的時候，殺政敵，是十八大後才要做的事。
一般對中共政治派系的劃分，不外乎是太子黨、團派、上海幫等，渝定江認為，不能簡單以這些類別區分，而是應該分成江派和倒江派，因為一部分太子黨和上海幫實際上也參與到倒江派中。
對江派勢力來說，渝定江對《明鏡》表示，所謂的政敵，就是以溫家寶為首的一幫人。溫家寶為什麼近年來一直講改革，並非是他在作秀，而是他想保命。或許溫家寶談改革，有真正想為人民做事的心態在，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保，如果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如何談為國家、為人民做事？
倒江派體認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岌岌可危，引發了薄熙來落馬的政壇震盪。渝定江說，除了監聽外，重慶在王立軍出事前，已經開始進行一項大工程：在所有大街小巷安裝攝像頭，在全重慶市建立起全天候、大統一、無所不包無所不控的監控系統，據悉總共是幾百億的預算，並且已經安裝到一半。“王立軍被抓時，我剛好在重慶，我那些官場的朋友都非常高興，喝酒慶祝，說終於可以打手機了。”
重慶模式有積極進步的作用
在免去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前，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的記者會強調“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事件是一次重大黨內政治分歧的鬥爭；對於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延續共產黨的政權，江澤民、薄熙來一系認為，該用清除“新三種人”的手段，這種方法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有些類似，因此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才會不斷提及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問題，並且警告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渝定江指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剷除政敵，也就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幫政敵，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收取民心。共產黨執政多年來，老百姓從對共產黨極端擁護和擁有熱情，逐漸開始變成對共產黨有了意見，特別是餓死了幾千萬人後。
1957年已經發生過一場反右運動，運動平息之後，民間的情緒又逐漸積累起來，渝定江對《明鏡》表示，毛澤東是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收攏民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發起文化大革命、鬥走資派，就是讓老百姓發洩不滿，等到老百姓氣消了，回頭又把一些表現好的老幹部解放出來，完成了這一個過程，也達到了鞏固政權的目的。
雖然重慶模式與文化大革命近似，但渝定江說，中國不會再重複一場文化大革命，因為手段不一樣；文化大革命是發動群眾，但現在無法發動群眾，一發動可能要出大事，共產黨可能反而把自己弄垮，因此，與其讓人民革命來殺“新三種人”，倒不如自己通過所謂的法律程序來解決這三種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確實在中國歷史上有積極進步的作用，它把現在鐵桶一樣的共產黨統治，分裂成了兩塊；重慶模式為埋葬集權統治奠定了基礎，給另外的政治力量提供了進入政權的契機，也為中國社會下一步的大變革提供契機，如果江澤民、胡錦濤、薄熙來、溫家寶都一心一意維護共產黨鐵桶一般的統治，則人民永遠沒有希望。
重慶模式得民心，因為它不僅是“打黑”，也同時進行民生工程。渝定江認為，薄熙來個人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注重形象，一個是注重個人形象：他露面時總是外表光鮮，絕不會衣衫藍縷；一個是注重政績形象：他走到哪裡，都把當地建設得很漂亮。
渝定江對《明鏡》強調，他並不贊同重慶模式，只是給與客觀分析，不贊同的原因，是重慶模式只是在重複中國幾千年來政治制度運行的規律： 亂、治、 亂、治，成王敗寇，不斷循環往覆。
“今天你把我打下去，我又再起，把你打下去，結果你又上來，這樣的形式始終在現代文明之外，國家非旦永遠沒有進步，還會離文明越來越遠，不管經濟發展得再好，都是虛的，因為政治一直沒有進步，人心始終險惡。”
渝定江認為，薄熙來的民生工程也只是表面東西，目的是籠絡民心，只是一個政治家，如果能透過正常的、現代化的方式籠絡民心，就是對的，國家就會健康方展，但如果是通過傳統政治手段籠絡民心，則政績也只是暫時的。
“他今天殺這三種人，清除政敵了，老百姓很開心，歸心了，接下來他又慢慢收拾老百姓了，等老百姓受苦到一定程度，上頭又來一場這樣的政治運動，始終反覆。”渝定江說。
渝定江認為，重慶模式不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它代表的是中共內部的一股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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