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的“爱国”之道（全球篇）

作者：左小刀 | 评论(0) | 标签:环球时报, 爱国, 民族主义, 胡锡进

　《环球时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一份以报道国际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创刊于1993年1月3日。据其公开信息显示，这份定价1.2元的报纸单期发行量超过200万份。该报刊发的文章受到执政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环球时报》的报道常常被国外媒体看做“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因而经常被国外媒体编发通稿，甚至全文转载。

　　《环球时报》承担着“宣传任务”

　　《环球时报》市场运作的成功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其独特的报道风格却备受争议。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经营上走的是市场化路线，但因为隶属人民日报社的特殊地位而承担着部分的宣传任务。

　　在一次主题为“环球时报印象”的研讨会上，中Xuan部阅评小组组长刘祖禹公开宣称，“《环球时报》有很多宣传任务，这是《环球时报》放在首位的非常重要的宣传任务。多年来，《环球时报》始终一贯地兢兢业业地做着这方面的工作”。该报原总编辑何崇元在谈及办《环球时报》经验时表示，“一家报纸，在政治上必须旗帜鲜明”。

　　对于该报的成功，常年关注党报党刊的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张晓红副教授指出，《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活跃于微博上的该报总编辑胡锡进反复强调他们在报道“复杂的世界”，却很少提及《环球时报》所承担的宣传任务，而是将这一任务与其市场定位和价值取向相融合。

　　长期以来，《环球时报》标榜要维护中国的利益，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帮助中国与世界沟通，消除西方国家误读和偏见。“当别人发出偏见的时候，我们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任何作为，任凭这些偏见流传，这就是另一个极端，《环球时报》在这过程中，希望对消除外国的偏见，让它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变化的、复杂的中国作出贡献。”抛开其现实操作不论，胡锡进的这一说法是很合逻辑的。

　　军人出身的胡锡进毫不讳言，“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撕不掉的民族主义标签

　　《环球时报》的最大特色体现在其令人振奋或激愤的头版新闻上，尤其是那些旗帜鲜明、生动刺激的标题，诸如《诺委会面临颁奖大尴尬》、《外媒编织中国“排外”罪名》、《日本在中国周边紧忙活》、《美要在新加坡围堵中国》、《中国严厉警告菲律宾》、《菲律宾想拉美国“救”它》、《日右翼“钓鱼”挑衅中国》、《美国豁免盟友孤立中国》、《神九上天，各方情绪复杂》……当然，还会辅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眉题，以及类似于《菲律宾内心希望中国揍它》的评论文章。这类立场鲜明掺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报道和评论为其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者，同时也被不少人批评为“商业民族主义”。

　　长期关注《环球时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展江则指出，国际“视野”、煽情标题、爱国“情怀”，大概是其市场成功的要素。知名时事评论员安替同样认为“它的定位就是赢利—民族主义就是《环球时报》的市场定位”。而英国《金融时报》则对此进行了较明确的诠释—其成功方式“部分在于吸引中国新的民族主义，为拥护军力扩张的声浪和对西方的强硬批评提供大量版面”。

　　事实上，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加上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整个国家笼罩着强烈的民族悲情。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扬眉吐气”的中国人心头上的民族情绪极易被激活。而《环球时报》具有倾向性的报道则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

　　“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

　　对于“民族主义”的标签，《环球时报》并不认同。胡锡进认为，“民族主义是很含糊的词，首先它的词意有一些模糊，与爱国主义纠缠不清……现在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带有情绪，而且使用比较随便，有时候就是扣帽子”。胡反驳说：“批评《环球时报》民族主义的人，主要指《环球时报》登了反对西方对中国批评的稿子，或者登了批评西方的稿子。”他坚称，《环球时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

　　在一篇谈论环球社论写作的文章中，胡锡进自豪地写道，“《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和实际影响力这些年不断上升，它已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他随即强调，“它印证了我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为中国社会代言不是一句口号”。

　　以发行量来证明价值正确的做法，似乎并不能被其批评者接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教授指出，“瞩目不代表认同，围观不代表尊重，反对也不代表拒绝”。

　　杜骏飞认为，“从质化研究考评，《环球时报》完好无损地融入国家意识形态，聚集了特殊的政治社群，在政治、社会之间左右逢源，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当然更是一个成功的标志”。但他同时指出，“《环球时报》刊登着大量同样充斥着激愤之词的新闻报道，其专业主义气质之先天不足，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环球时报》的专业主义气质先天不足不只体现在那些“激愤之词”上。随着该报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关注者发现该报经常采取“偷天换日”，歪曲报道的做法。

　　《环球时报》如何“偷天换日”

　　不能否认，《环球时报》有不少针对国际国内的客观报道，尤其是2009年创办的以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为主要内容的英文版《环球时报》获得好评不断。但是标榜“说真话，说实话”的中文版《环球时报》却不断被质疑存在造假或断章取义的现象。展江教授曾公开批评《环球时报》中文版在国际摩擦报道中或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表现出过于强大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操作手法击穿了客观、公正、追求真相的职业底线。

　　这类批评并非空穴来风，以下试举几例说明。

　　《环球时报》的报道有着鲜明的“中国立场”，以至于不时因立场而偏颇。

　　何清涟女士曾通过中文版《环球时报》2006年的一篇报道揭露了该报选择性报道、歪曲事实的现象。当时德国发布了一部纪录片，片名叫LosersandWinners，译成中文就是“失败者与胜利者”。该纪录片旨在比较德国工人与在德中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工人各自的境况，结论大致是德国工人权利意识强，待遇高，但却因此增加企业成本，导致企业大量外迁而失去工作。相比之下，中国工人经常加班，工资低，还要忍受极为恶劣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但却因此得到了稳定工作。纪录片发出的疑问是：中德两国工人，到底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德国之声于2006年11月13日发文介绍这部纪录片，此后该文被《环球时报》“创造性地”转载。德国之声这篇文章标题与片名《失败者和胜利者》相同；而《环球时报》则将标题改为《德国之声：中国工人的干劲让德国人震撼》，将一篇比较两国工人各自深陷于困境的文章变成了德国人赞扬中国工人的题目。在转载过程中也删节了不少重要内容，比如，“涉及德方对在德中资企业负责人提安全建议，这名负责人认为：‘德国人就是不敢承担责任，稍微出点格的事情都不敢做……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这一部分在《环球时报》版本中被删节掉了，由此中国工人在权利方面的“失败者”形象一扫而光，摆在国人眼前的只剩下德国人羡慕的眼神。（此例主要引据何清涟女士文章和德国之声的报道。）

　　2010年6月14日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公布了研究成果报告，报告分析了德国七家有影响力的的媒体2008年对华报道的基本状况。在肯定德媒不存在“反华阴谋”的同时，该报告也指出了德国媒体报道的偏向、盲区等缺点，比如德媒对华报道“存在着德国媒体对外报道常见的现象，即跟着事件走，并高度关注冲突性的、负面的内容，所谓‘坏消息才是好消息”。但是国内媒体为了取悦部分国内受众，有意忽略了报告中对德媒予以肯定的内容，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了报告对德媒的批评上，并大胆将报告的基本结论之一，即德国媒体无反华阴谋，改成报告揭示德媒“集体失真”，甚至认为“德国终于认错”。事实上，该报告已明确表示，“不仅这七家媒体‘统一思想’不太现实，就是在同一家媒体也常能找到立场见解针锋相对的文章”。

　　在此次报道中，中文版《环球时报》表现尤为拙劣，除了回避报告的重要观点和结论，“还重点在引文上做文章，不但多处改动，还会添加体现自己观点的信息，在没有采访的情况下煞有介事地使用引语，让读者难分真假，莫辨虚实”。比如，《环球时报》称：“参与这次调查的爱尔福特大学学者卡罗拉·里希特认为，这些报道中，一多半都属于固有观念下的‘陈词滥调’，带有‘矮化（中国形象）’的特点。”但据伯尔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证实：“里希特女士从未接受过《环球时报》的采访，她在报告中介绍得很清楚：固有观念下的套话中，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据伯尔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分析，6月25日英文版《环球时报》对这个研究项目的报道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对研究结果介绍比较全面的中国媒体，提到了报告的两个重要观点：不存在所谓的德媒反华阴谋，同时驻华记者的工作条件需要得到改善。”种种迹象表明，其中文版的错误并非无心之过，而是有意为之。（此例引据《时代周报》2010年7月的两篇文章，一篇为展江教授所写，另一为伯尔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Katrin Altmeyer所写。）

　　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复兴之大碍

　　不少人担忧《环球时报》的民族主义取向可能误导国人，胡锡进则辩称，“能误导中国民众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如果《环球时报》报道的都是虚假的东西，我想我们的读者一定会抛弃我们。”

　　胡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中国社会有限开放和互联网技术的兴起，让中国人在掌握信息上进入了一个相对多元的时代。在开放社会，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宣传不再有效，但是中国的开放程度（尤其是言论自由）还很有限，因此我们对此不宜过分乐观。伴随改革开放一起的爱国主义及意识形态教育从未间断过，加之近代以来曾不断受侵，更容易激发民族悲情。

　　资中筠先生曾撰文指出：“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此论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参考引用材料：《《胡锡进做客环球网回应民族主义批评》（环球网2009-04-28）、《胡锡进：媒体应主动回应西方误读》（新浪嘉宾访谈2009年5月19日）、《刘祖禹：环球时报印象》、《展江：中国形象需要尊重新闻规律来打造》、《KatrinAltmeyer：固化的观念与媒体的责任》、《“环球”不高兴——专访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南方人物周刊）、《何清涟：GlobalTimes与《环球时报》的阴阳脸》、《杜骏飞：我们为什么而新闻？–关于《环球时报》风波的三个问题》。《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

　　刊于《财经文摘》2012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