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之 | 资中筠：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闲来胡思乱想，常引发一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想，由方孝孺想到布鲁诺即其一。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一是他们各自所受的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两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我对中国和西方文明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称“汉中教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的另一个儿子，即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关于“十族”的来由，流传较广的故事是：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不过一般正史不采此说，而是说方表示宁愿立刻死，不草诏书，朱棣说：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当灭十族。那么“灭十族”是皇帝的发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话让他学生遭殃的。不论采何说，总之株连“扩大化”及于学生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后世的学生如及时划清界限，揭发批判老师，则可幸免。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时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欧洲正在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15世纪的开头，1401年，德国人尼古拉斯？德？库萨（Nicholas
de
Cusa）诞生，他的职业是主教，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是挑战传统、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的先驱。一百多年后，波兰哥白尼“日心说”问世（1543）。哥白尼死后，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独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他的哲学思想对17世纪的斯宾诺莎有重要影响，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新教。他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最后在哪里都难容身，终至回到意大利惨遭刑戮。

　　布鲁诺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学，当过多米尼克教会的修士，研究神学，不久就涉嫌思想异端，为逃避当地教会的审判，逃离那不勒斯。先到罗马，又被诬陷杀人，面临逐出教门的审判，于是逃亡瑞士。在那里，他放弃多米尼克教，皈依新教加尔文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加尔文派也排斥异端，他又因思想罪而遭逮捕、逐出教门，获释后到法国。当时的欧洲虽然保守是主流，但并非铁板一块，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留有一定的空间。法王亨利三世的朝廷是开明天主教派占上风，布鲁诺得到庇护，被任命为王家讲师，得以暂时在巴黎栖身，并发表他的著作。其间，他作为法国驻英大使的客人到过英国，也曾为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座上客，但是他的学说不见容于权威的牛津学派，于是又回到巴黎。但是此时的巴黎政治气氛已非昔比，亨利三世废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鲁诺却不稍敛锋芒，更加公开地与权贵论战，并公开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布鲁诺至此在巴黎无法容身，跑到德国，在那里游荡于各大学之间，继续讲学、发表著作，不但宣传他的宇宙观，而且主张各教派和平共处、自由争论，其辩论的对象既有教会又有学术界权威。结果又被新教路德教会开除出教，德国也呆不下去了。此时刚好有一名威尼斯贵族“诚聘”他回到意大利任他的私人导师。威尼斯在当时比较开明，而且布鲁诺得知那里的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一职正好空缺，他遂于1591年束装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学。不过他没有得到那个教职（一年后任命了伽利略），就住在那位贵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师。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不久，这位学生就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只涉及哲学，与神学、教义无关（和伽利略一样，他主张对《圣经》只遵循其道德说教部分，而不包括其宇宙观）。在威尼斯他也许还有希望得到开脱，但是不幸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欧洲好像没有“族灭”之刑律）。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二百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尼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利略到开普勒基本完成，最后到17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他关于万有引力的发现解决了“日心说”的最后一个疑点，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此时的宗教裁判已是强弩之末。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布鲁诺个人的结局虽然惨烈，但是，实际上他生前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已经有机会到处传播他的学说，并发表著作。那时的欧洲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

　　反观这二百多年的中国，无论生产方式、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当时的形势是皇室、官府层层横征暴敛，内部民变蜂起，外部边疆告急。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此人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明主”继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只不过这是最后一个皇朝，以后的历史轨迹却被欧洲人打乱了，从此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欧洲适逢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之死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尽管以后还有反复和曲折，对克伦威尔其人其事史家也有争议，但他发动的这场革命为二十年后“光荣革命”的先声，最后导致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哥白尼摄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后到公元前二三百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不论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对数学和力学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对此的着迷是事实。方其时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呢？那正是战国后期，当时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充满着纵横捭阖、权谋计术，极尽坑蒙拐骗、挑拨离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能事。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如今，“博弈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颇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津津乐道，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战国时天下未定，思想还没有定于一尊，苏、张之流不必像汉以后的士大夫那样对一位君主从一而终，也就无气节可言。不过华夏文明到那时已相当成熟，纵横家的计谋与儒家的忠孝节义，同样是留给后世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还有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早于西方人一千年，等等。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是什么。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涉及政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钩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学得文武术，售与帝王家”，如果帝王不买，“经世致用”就完全落空。

　　还常见有文章强调，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业比欧洲先进，说明中国本来可以从那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郑和再走远一点，到达了美洲，今天在那里的就是黄种人了，整个历史就要改写。姑不论这种假设如何想入非非，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郑和出海的目的是什么？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满朝文臣武将都不用，单派贴身太监，绝不是有向海外扩张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寻那位“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因为关于建文的下落传说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只要旧皇帝还有出现的可能，永乐的皇位就存在潜在的威胁，这才是他为之寝食不安、戚戚于怀的头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当然还有向“化外”的岛民宣扬我中华神威之意。所以，不论船只如何先进，郑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这与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于商业需要，推动航海业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说，本人未考证过郑和的船比同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倾全国的国力和能工巧匠为皇家造一条或几条船，与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有区别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之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到了晚清终于给打乱了，中国近代史于焉开始。

　　（本文写于2001年，摘自《资中筠自选集》之《士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