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 原罪与重负——我这三十年

　　拿到“我的三十年”这个题目，脑海里竟然不断浮现出弗罗斯特的那首诗《未曾选择的道路》。诗里说到在落叶铺就的金黄色树林里，从某个地方岔开两条小路，说不出来这条路更好，还是另外一条。但是“一个过路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因此，另外一条小路，就只有让它停留在永远的寂寞中。
 　　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还是太年轻了，不会想到在自己身旁，躺着另外一些无声的道路，更没有想到一旦踏上眼前的这条，它们实际上“一条接着一条”，不停的朝前延展，一直把我送到无法返回的今天这个地方。
 　　一般人们都会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或者如果重来一遍，还是选择已经走过的这条。然而我却对此抱有迟疑。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正确，很多行动或决定，与其说是主动选择的，不如说是情势使然。肯定存在一些大限，为一个人、一代人或者几代人难以逾越。意识到这些局限性，不是为自己开脱，而是保持一种警醒。
 　　有些事情现在说还是太早。但是我至少可以梳理出一个思想过程，我的行动是以思想作为序言的。
 　　我说过1978年春天我们进校时，正赶上思想解放时期，那是一个枯木逢春、千舟竞发的年代。每天传来许多激动人心的新发现，被掩盖已久的真相得以见天日，沉埋多年的冤案得到平反，被扭曲的正义得到伸张。那时年轻，正处于思想和感受最为活跃的时期，所受到精神上的感染鼓舞是极为深刻的。
 　　然而实际上也伴随着深深的焦虑。我们普遍接受了“党和国家走了弯路”这种说法。不仅是历史的损失，实际上，一小段历史的弯路，对于个人造成的损失，同样是惨痛无比的，甚至更加惨痛。对我个人触及至深的，不仅在于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已经永远地沉埋地下；也不仅在于一些人被排斥到边缘，比如当右派的人们，他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在于一些始终有机会在工作、在出力的人们，当他们回头去看自己的“工作成果”，仿佛被别人做了手脚似的，完全不属于他，他也羞于承认它们，这种事情令人丧气。
 　　他的努力白费了，他的生命被浪费。本来他觉得自己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但实际上只是徒劳无益，甚至有害。尤其是他还活着，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徒劳，眼看着自己的生命被劫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被“盗号”了。比如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在一个阶段之内他只有服从于当时的政治，不管他有多大的才华。结果发现那原来不过是一堆废纸，但当时也可以说是融入了他的“心血”。
 　　比如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人。年轻时他相信自己所追求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于其中肯定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没有弱肉强食，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他还认为越是克制自己，甚至不惜为他所追求的目标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好世界就会早日到来。他当然想得过于美好了，但是无论如何，几十年后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破坏荒芜，还是令他始料不及。
 　　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对于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当然会有敏感与认同，潜意识中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像那些学术前辈，将自己整整一生的才智性活动给浪费掉了，到头来两手空空。然而有一个东西暂时埋藏下去了，这便是：我自己毕竟也是在那种封闭的机关院子里长大的，对于朝夕相处的前辈，实际上有许多不自觉的同情和认同在内，暗地里为他们个人的命运感到叹息。
 　　父辈革命者的真诚毋庸怀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让他们走向了自己当初的对立面？如何不去重复他们的盲点、他们的不幸？如何不去复制他们的失败、复制他们也是两手空空的结局和命运？由于血缘的及精神血缘的联系，让我无形中仿佛背负一种“原罪”。这是后来慢慢意识到的，这应该也是我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一份焦虑及重负。
 　　我后来也反省过坐在1978年的课堂上，我们也许拥有的某些“原罪”。“原来我上的就是陈先生（陈寅恪）、罗先生（罗振玉）、胡先生（胡小石）不教了的那个大学！我的老师们是站在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被迫离去或含恨辞去的那个讲台上教我！我必须对我作为一个后来者身上承受的这份后果负责。”（《批评的限制和我们自身的限制》，1997）
 　　担心一辈子被浪费掉了，我们当然急于寻找另外一些地方去扎根。
 　　如果不是按照传世作品来衡量，那个年代应该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年代，我指的是人的发现，人的觉醒。这之前批了若干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倒退到了偶像崇拜的年代。
 　　无数践踏人的生命及尊严的做法表明，在人们将领袖赋予神圣至上的同时，允许自己的跌入了野兽般的疯狂野蛮，置身于一种脱离实际的妖魔化幻境。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是一种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
 　　“宗教的阴霾被扫除了，人们突然认识了自己，也突然地认识了自己周围的人，一切都获得了现实的、有说服力的说明”。（王润生《人性与道德》）这个人道主义甚至还不自量力地扮演起当时社会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以及比如心理学等一切学科，成为这些学科的替身。因为它们有些在“十年浩劫”之前就被取消了。于是人们分析问题，衡量事物，都需要放到“人”的天平上称一称，看看是否符合人道、人的尊严及人的基本要求。
 　　比较起“伤痕文学”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个话题更能吸引我，那的确是一个修正主义的企图，是一个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矫正视野。但假如人们空谈了许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但却并不关心马克思实际上所说的，这里面是否还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在那个年代，马克思还是我们了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从马克思这个地方进入，可以进一步上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启蒙思想、莎士比亚、文艺复兴直到古希腊的思想艺术。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四年内她将南大文史哲图书馆里的小说全部看完，而我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却与她相反，尽量找一切理论的书来读。
 　　“人本身”，是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最基础、也最富有生长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一个“回头”、“返身”的动作，即返回到自己身上。一个人认为除了感到世界是存在的，他也能够感到自己也是存在的；除了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力量，他也能够感受到来自自身的力量。他不能把自己排除到世界的存在之外，别人也不能这样做。以这个为起点，这才有了我那段在网络上流行的话：“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当然，从起点走到这里，还要经过一系列过度，有许多别的东西加进来。
 　　我从马克思那里，还学到另外一些东西包括人的“潜能”、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条件”以及“异化”。其中一些也是从别人那里抵达马克思的，比如“潜能”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我做文学批评、电影批评时，也未敢忘记从人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分析人性的种种表现。
 　　然而尽管这样，对于现代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在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缺席之后，一个社会是如何整合的，几乎仍然是一张白纸。有关宪政、民主、法制、人的权利、公平公正这样一些概念，是更为后来才慢慢习得。
 　　1983年有一个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只有短短几十天天，然而它对于我个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这之前，我或多或少与主流意识形态还有一点关系。但是在取消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之后，当时觉得如果继续走这条道路，直接等于始终担心的那种徒劳。
 　　疏异感是从更早时候开始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意味着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充满喧哗与骚动，我只有在孤独地张大嘴巴，无声地看着这一切。即使想去理解，想去接受或者反对，都是不可能的，我的力气也跟不上。结果世界在一边，我在另一边。这也许帮助造成了我的这种性格：表面上挺随和，不动声色，不起波澜，但内心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完全有自己的节奏和颜色。激烈反抗的时候，只有我自己的脑门知道，外人看不出来。这个小小的内在世界对我本人已经足够，因此我很少感到那种强烈的匮乏感或饥渴感，能够将内与外两个世界弄得井水不犯河水，让它们互不干涉。1984年底我进电影学院时，就知道立志当一个“灰色人物”，除了好好上课，不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将自己积攒了起来。
 　　这里面肯定包含了一种对于世界的某种不信任，不像我现在，仿佛信任多了一些，态度比较积极一些，这也许只是幻觉。这种潜在的拒绝和不信任，感到周围环境是一个疏异的和令人气闷的场所，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广泛接受所谓西方现代派的基础。当时我们也找不到别的途径来释放，对于政治已经不抱希望和丧失兴趣。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包括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这些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在战后西方发展起来，我们算是补课。
 　　其中也有直接与我们所处的革命传统进行对话及反驳。比如加缪的戏剧《爱与正义》，在富有正义的的刺杀活动中面临伤及无辜的时候，年轻的革命者退缩了，手段与目的必须统一。再比如萨特的《墙》与《死无葬身之地》，涉及了抵抗战士的恐惧、怯懦及毫无出路，这种看起来沉沦的经验，更能够抵达一个人自己。还有，这批作品中充满着称之为“反英雄”，这些人物不仅嘲弄世界，而且以同样的力度嘲弄自身；在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同时，与自身也保持应有的距离。他们不仅不去迎合这个世界，也不讨好自己。这些作品完全区别于浪漫主义，反对Kitsch（自媚）。
 　　前几天在一个活动上，我又看了一遍伯格曼的《野草莓》。主人公当了五十年的医生，正在前往接受一个荣誉学位。按说这人拥有成功和光荣的一生，然而他在一路上回顾往事时，体验到的却是焦虑、疏异、孤独、被拒绝、不被理解这些情绪。不论从内心到外表，不带一丝油彩，没有一点包装。这些人活得多么真实啊。他们与自己的真实之间仿佛有某种秘密通道，始终处于真实当中。阅读这批作品时。那些潜在的焦虑也得到了某种认可和释放。换个角度看，它们也被强化了，变得更加焦虑。
 　　这部分沉淀下去的经验，后来在介绍哈维尔的时候，得到部分释放。哈维尔从荒诞派戏剧里吸取了不少东西，他称自己为“荒诞的理想主义者”，经常像观察别人一样审视自己的行为，除了对这个世界发出警告，同样不停地对自己提出警告和惊醒，这些都是吸收了战后的文化精神。李慎之先生曾经说哈维尔“后现代”，说他的文章绕来绕去。一个具有自我怀疑精神的人，当然不会用那种独断论的口气说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特殊的时期。当这个时期结束时，比如1989年春天，我正与电影学院的同学们一起阅读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用“疏异的个人”来形容我的思想面貌，是比较恰当的，或者干脆用加缪“局外人”。记不清多少次在课堂上向同学们推荐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
 　　我的朋友说我是从“消极自由”走向“积极自由”，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我生命中的某些底色或密码被隐藏起来。来自一个“以人民为信仰”的家庭，却仿佛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并且跑得够远的。然而它们肯定没有浪费，而是以其他的方式渗透到我后来的工作中去。起码我深知，我自己的行为其背后的推动力不管是责任还是焦虑甚至是某个偶然因素，但肯定不是任何高词大语，“历史前进的方向”或者“主流”、“大潮”等。那些宏伟的东西带不动我。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我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远远超过公共领域，但是却很少被人们谈起。这么多年以来，我也努力使得它们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比如出版了一本《正义之前》（2005）的书，马上就要想到写作一本关于中国电影的书（《我们时代的叙事》2008）；出版了《思想与乡愁》（2010）之后，又给自己制定计划写一本外国电影的书（《迷人的谎言》，2012）。有时候非常困扰于是着手是写一篇专业文章呢，还是写一篇有关社会政治的文章？为这个迟疑犹豫长达两个星期，而这么长的时间，任何一篇文章都可能已经完成。坦率地说，这两方面的写作对我同样有吸引力，同样能够释放我头脑中那些翻滚不已的东西。
 　　我还从英文翻译过一些东欧诗人的诗作，偏爱捷克诗人（也是生物学家）赫鲁伯的这一首《发明》。诗的风格幽默诙谐，虚构了一个古代的年终大会，人们数着一年当中的种种发明，尤其是对于国王的贡献，结果最后一个人站起来说，“今年持续的失败/拖住了我的脚步。全盘皆输。我经手的每件事/都不成样子。”后来弄清楚，这个人“是阿基米德”。这首短小的诗歌，同样在处理权力与真理、成功与失败、荣誉与孤独这样一些重大的主题。在东欧艺术家那里，这种美学与伦理的高度融合。深深吸引了我。
 　　翻译哈维尔完全是一个偶然。阅读哈维尔时，首先给我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他们的长远利益抛在了脑后，将他们做人的尊严抛在了脑后。所有那些倒退都是不知不觉的，昨天觉得不能接受的事情，今天就处之泰然，明天就习以为常。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地方，哈维尔发出了他的尖锐质疑。
 　　揭露那些隐蔽的视角，发掘潜在的危机，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哈维尔的这种写作思路及形式，本质上属于艺术创作。哈维尔自己也曾解嘲说，他的朋友认为他是陷入了创作上的枯竭，写不出剧本来了，于是提笔给胡萨克总统写了那封信。与朋友之间的这些玩笑，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他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敏锐的艺术家而提出问题，如果说这涉及政治，那么其中显然有一种业余政治的味道：反政治的政治。它更强调的是反对的原因，反对的理由，反对活动的价值：不是为了取而代之，不是为了羞辱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人，而是为了自己富有尊严的生活，为了民族共同的家园及未来。
 　　一个富有动力的生长点，也埋藏在这个晦涩的隐藏领域，那就是人的良心。一个人若想站起来，那他得从自己身上先站起来；一个人若想摆脱奴役，那么得从自己挺起胸膛做人开始，而不是继续自甘为奴。在经受了那么长时间的困窘晦涩之后，人们需要为自己准备一些时机，一个良辰吉日，拂去自己身上的灰尘。如果是推动社会进步，那么需要将自己的良心带进去，而不是将自己的利益带进去。
 　　仅仅看到勇气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价值观作为支撑，没有沉重的责任感，包括承担自己行为结果的决心，勇气就成了一种鲁莽，行动就成了一种炫耀，言说就成了一个标签。在这个意义上，行为所能够释放的价值，甚至比行为本身更加重要。衡量某种行为的意义，不仅在于当下的现实，而且在于它是否在未来的空间同样能够成立。比如你说要民主，那么你自己就先要民主起来，从现在开始仿佛如同处于民主社会。民主的方式不是对敌斗争的方式，不能把某些人直接视为“敌人”或“异类”，尤其是需要“化敌为友”，那么你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在你自己这里有一个新的起点，那么这个世界才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拥有新的起点，才能有真正新的开端和发展，以及新的结局。然而，另外的忧虑又会产生出来。一个开端，即意味着一种中断，中断原先生活的链条，打破原有的某个格局，将人们从本来看似安逸、平静的状态中拖出来，诞生一个新的局面。如此一来，一些东西落在你的脚面上，一些东西落在别人脚面上。由最初的开端所导致的那个长长的链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行动者无法看到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他也无法承担起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即使他想这样做，客观情势也不允许。如果有东西变得需要别人来承担，这是令人感到真正忧虑的。
 　　1969年底我作为子女随父母下放，兄妹几个被安插到大队办的初中小学不同班级。很快我发现一件事情非同寻常，那就是贫下中农都是住自己的房子。后来慢慢知道为了拥有一个像样的房子，他们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和积蓄。而我们这些没有房子的人，却从来不愁没有地方住，不会想到遮风挡雨的问题。上学没几天，还遇到一件事情令我惊讶。有一天早晨班上突然少了大部分同学，一问原来这天下雨，小伙伴们是因为“没有雨鞋”而不能出门。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人会因为下雨不来上学。
 　　当时不可能理解这些事情，然而经验的撞击所产生的印象十分深刻。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我随同父母是住在一个隔离区域，这个区域被很好地保护了起来。这个隔离区里拥有与广大社会完全不同的面貌，其中的人们之所以具有“先锋性”，拥有在社会中的领先地位，便依赖于这种隔离。从“大院”的眼光来看，社会被看作是“危险的”、“乌烟瘴气的”和不可信任的。
 　　受这种强势观点影响的人们，哪怕是处于社会本身当中，也同样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认为，权力才是唯一的力量和希望所在，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焦点。因为权力有力量，所以只有想法设法靠近它，围绕它，哪怕谈论它，也才是有力量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八十年代东欧的人们（从匈牙利到波兰到捷克）提出的“平行社会”，才显得富有意义。平行社会有自己的根基，有自己所要展开的计划和所追求的目标，即建设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求得社会自身的发育和自我救助，从中磨合、提炼出符合社会整体要求的价值观。让社会了解自己，也让权力了解社会。这样独立的社会与权力是一种平行和并存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
 　　这个眼光既不是权力制造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也不是它的衍生物自下而上的模式，而是自由的社会成员之间真正平等合作关系的开始，也是不熟悉民主的人们积累经验的开始。这是在今天从事民主自由事业的人们需要认真考虑的。在中国，“启蒙”的含义一再被误解，围绕着这个词，也分割为“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不同区域。而实际上不管是谁，包括权力本身，都要回到社会，不自视先锋，也不能有任何凌驾社会的想法。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除了盯住眼前所看到的，也要考虑到背后有广大的称之为“社会”的检视监督，那其中的人们的确五花八门、五光十色，参差不齐，存在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交叉、重叠以及所形成的合力。
 　　从前体制内的人们将体制外的人们隔离出去，这个错误不应该发展为另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将体制外的人们隔离出去，认为他们仅仅是事情进展的阻力，完全不值得信任。这既不符合实际，又不符合初衷。这与“抱有幻想”毫无关系。实际上，“抱有幻想”这种提法本身，正是来自许多人所反感的旧意识形态。可惜，我们许多朋友不去考虑从前的思维方式，仍然通过一些无意识的修辞手段，在他们自己身上得到复制和再生。就像加缪在《鼠疫》中表达的，每个人都可能是鼠疫的携带者。
 　　破除任何形式的隔离，一道分享这个世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才是我们在今天真正所要面对的，也是为我们最为不熟悉的。
 　　我选择“知识分子”这个称谓，而把“公共知识分子”放在一边。前者可以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她可以运用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而后者是外界附加给这个人的。一般来说，我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但不太知道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该怎么做。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若是站在公共领域中发言，需要坚持这样几条原则：
 　　一、 坚持价值立场，做价值的守护者。二、发掘边缘声音，让被遮蔽的人们和立场浮出
 　　水面，不当弄潮儿。三、拥有长远眼光，着眼于长远利益，而不总是临时性的考虑。四、坚持真实和良心，不以任何主流、大局的名义，去压制合理的少数人意见。而最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假如你反对特权，那就不要以任何理由让自己获得某些方面的豁免权；假如你反对压制不同意见，你就要允许别人释放与你相左的看法，而不是马上过去一通乱棒。
 　　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榜样有三个人，一个是乔治?奥威尔，另一个是罗莎?卢森堡，还有一个便是阿尔贝?加缪。他/她不仅能够面对对方阵营的压力，而且能够承受来自自身阵营的更大压力。他/她们不仅是所处社会的异见者，而且是“异见者的异见者”，这归因于他/她们的深深焦虑：担心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是否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不知不觉中偏离了自己的初衷。假借“正义”的名义，再度做下非正义的事情。而在今天，这存在更大的可能性空间，其中之一是“正义”被混同于某种“成功的英雄”，与商业/消费社会之间发生了说不清的暧昧关系。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