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冯翔 发自：北京
余 华（中）第一次看电影《活着》时，觉得“那不是我的小说”，现在他认为“只有笨蛋才忠实于原著”。导演孟京辉（左）把太空步和荒诞元素加进话剧《活着》， 台词却完全复制原著的长篇对白。三个多小时，主演黄渤（右）不停地演，他对《活着》的理解是：现在社会上仍有福贵的影子。 （CFP/图）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深，但是，最乡土的，与土地牵连最深的作品，更能引发我们的敬意。我们追求快乐，但是最悲情的故事，也更能唤起我们的感动。《白鹿原》如此，《活着》也是如此。
2012年9月4日起，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活着》在国家大剧院连演六天。这是余华小说《活着》的第四次改编。
“福贵”黄渤出场谢幕，说了句连余华也没想到的话：“今天，9月4日，正好是《活着》这本书落款的日子。”写作《活着》时，余华在嘉兴市文联当编辑，拿二百块上下的月薪。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他修改完小说最后一稿，落款“1992年9月4日”。
小说还没在《收获》杂志刊出，张艺谋就问余华要去杂志清样，很快决定把《活着》改编成电影。余华前后从张艺谋手上拿到了5万元人民币。他和妻子觉得，有了这5万元，“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
电影之外的另两次改编不太著名——2002年的电视剧《福贵》，2009年浙江师范大学的学生话剧《活着》。电视剧《福贵》给余华带来30万元的版 权费，他根本没觉得那是一笔多大的收入。彼时，他的国外版税已经“哗哗地过来了”。现在，孟京辉把这本书改编成话剧，他连改编费是多少都不知道。签约时他 正在国外，授权杭州市文联代签了。
余华说，“每个作家都有一本自己的幸运之书”，他那本就是《活着》。如今他的电子邮箱用户名，就是“活着”的拼音。
首演当晚，余华坐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厅第八排，三个小时演出结束，剧场灯亮起，他早已泪流满面。
福贵是《活着》的主角。福贵的故事，是余华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爷爷的故事，也是余华眼见、耳闻的中国人的故事。用余华的话说，它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友情”。
孟京辉版话剧《活着》（左），电影版《活着》（右）。 （南方周末资料图）
《活着》的电视剧改编版《福贵》。 （南方周末资料图）
盗版VCD让小说畅销
余华上一次流泪，是很多年前，在瑞典朗诵《活着》。他当年出国，最不愿意朗诵《活着》的片段，一朗诵就要哭。“《活着》对我来说一直是这样”。
后来余华做《兄弟》朗诵会，坚决不选悲伤的片段，“《活着》有经验了”。
《活着》是余华走向世界的第一部书，而“走向世界”，与张艺谋的改编有莫大关系。
南方周末：张艺谋是怎么找到《活着》的？
余华：1992年，张艺谋通过一个朋友来找我，希望我给他写一个本子。他问我最近有什么新作品，我说《收获》要发我一个新小说。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就给张艺谋带去了清样，他是《活着》的第一个读者。
第一次合作，我发现他是那种很贪婪的导演，这是一个优点。他希望作者给他提供更多的选择，不断说《活着》这个地方再来点什么，那个地方再来点什么。 这样我就多写了大概4万字。后来我觉得这4万字写得挺好的，就把它放进了书里。出书的时候就变成不到11万字，从一个大中篇变成一个长篇，就是今天的这个 版本。二十年没有修改过。
南方周末：在《收获》发表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阻碍吗？
余华：《活着》这样的小说，在1992年，我可以说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文学杂志敢发表。今天看可能没什么，但二十年前的形势不一样。这二十年中国的社会进步很快，很多。
《收获》敢发，主要是有主编巴金。他女儿李小林胆子大，有关部门一看巴老，就算了，不去惹他了。李小林是这样一个态度，如果你这本小说她真的非常喜爱，哪怕是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她也发了。后来证明也没什么事。
我们一大群作家，苏童、马原，包括莫言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收获》出来的。李小林就像是我们的奶妈一样。
南方周末：但张艺谋改编的《活着》最后成了禁片。
余华：主要因为他没有通过电影局直接去参选戛纳电影节，违规了。
《活着》我当时听说是300万美元投资。放到现在肯定是小制作，但是在1993年，那是只有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才能拿到的大投资。几千万元人 民币那么大的一个投资，他们必须要去戛纳电影节。虽然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也很好，可是拿着支票去的发行商少，而且都小。戛纳全是大发行商，签约之后 就给你签支票买版权。
南方周末：张艺谋的改编对《活着》意义何在？
余华：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中国的图书市场崩盘期。要是没有张艺谋的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是不会愿意给《活着》出书的。
但是后来出版社也很后悔。电影被禁，书印了两万册，最后基本当废纸处理掉了。他们问我要不要书，我说要一点，就免费给我寄来好几麻袋。我手里第一版的《活着》最多，到处送人，送到现在大概还有两三百本。他们把最后的一万多册都销毁了。
到1998年，这本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我觉得是因为赶上了满街盗版VCD的时代，先看到了《活着》的盗版片，然后就成了小说读者。
这部电影对我开拓国外市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国外汉学家很积极，因为觉得这本书能出版。他们就开始翻译，翻译之后找出版社……《活着》是我进入西方世界最早的书。
福贵的妻子家珍（袁泉饰）最终也因软骨病去世。孟京辉在话剧中把小说里的十次死亡全部残忍地原样照搬。 （黄渤工作室 供图）
一大捆钞票，吃下去就没有了
1994年，张艺谋付给余华5万元改编费。妻子激动地对余华说：“我觉得咱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这笔钱，他拿出一万五，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硬盘100兆，他觉得很大了。
今天他感叹：北京五环的房子都要两万多一平米了。五万元，也就买两到三平方。
张艺谋改编过的小说不止一部《活着》，但二十年后仍然畅销的只有这一部。《活着》2012年又印了二十八万册，它已经走出了它自己的人生道路。
南方周末：福贵身上有种乐观主义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塞翁失马”，这是传统中国式的态度。你接触过很多这种现实例子吗？
余华：太多了。中国的20世纪是个灾难世纪。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田地荒芜，瘟疫流行，又是国共战争，日本的侵华和抗日战争，完了之后内战；终于全国解放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失去了生命。
我记得我刚拔牙的时候，牙科师傅从上海来的，他当时七十来岁。他告诉我，渡江战役以前，上海的金圆券暴跌，他背了一大捆的钞票换了一个大饼，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下去就没了。所以在我小时候，像福贵这样的人特别多。
南方周末：你写过，你爷爷当年跟福贵很像。
余华：就是这样，我爷爷把两百多亩地全部卖光了，结过两次婚。据我父亲说，刚好到全国解放的时候，我爷爷大概卖得只剩下一两亩地，所以最后被评了中农。
南方周末：讲起那段时间，你觉得是庆幸多一些，还是疼痛多一些？
余华：还是疼痛更多一点。
我小说里写到的很多经历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在淮海战役时被俘虏。打到最后已经乱打了，伤员在前面，国民党的医疗队伍在后面，担架抬过来的时候 来不及好好卸，那些伤员在地上嗷嗷乱叫，疼得呀，医生都来不及治疗。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一夜都听着那些人在哀嚎和呻吟，早晨醒来以后，一点声音都没 有，全冻死了。一千多人全冻死了。
我父亲还跟我说，他们躲在战壕里边不敢走，最后有几个老兵说别动了，我们肯定打败了，就躲在里边，别开枪了。解放军也挖战壕，越挖越近，大概挖到距 离他们只有二十多米的时候开始喊话了，说让他们投降。好，马上投降。当时他们一个连剩下几十个人，从坑道里边站出来投降过去的时候，他说解放军的那帮部队 抢他们，拼命地抢，因为抢过来就是他们部队的人。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自己不吃，我父亲一下子被塞了好多个。这也是《活着》里头写的。
南方周末：然后你父亲就加入了解放军。
余华：对，他觉得当时的共产党部队，就是解放战争时的共产党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完全不一样，国民党部队完全是流氓，沿途走过，老百姓的鸡、猪、羊全部被他们杀光，瓜田里的瓜也采了，庄稼也被踩了，共产党特别讲纪律，而且互相照顾。大家都把自己的馒头省下来，要给俘虏吃。
为什么三大战役打完以后，我们部队的人数翻一番，就是因为俘虏，俘虏被感化了，全部变成解放军了。
南方周末：你觉得福贵身上的悲惨更多，还是乐观更多？
余华：他的苦难其实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的。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是非常满足的，福贵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生活，他真的觉得自己一生过得很好。
南方周末：这种精神放到现在的意义何在？
余华：我想为什么这本书到现在还那么受欢迎，可能是现在的人从这里边看到了那种乐观的精神。
我觉得1990年代我们进入了中国的黄金期，用朱镕基的话说是高增长低通胀。那时的人，感觉到每年的薪水都比前一年要多，每年的生活都比前一年要好，物价那么稳定，不怎么涨。
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那么大，万元户也就是几万块钱而已。腐败也没那么严重。写《活着》的时候，我感受不到社会上有仇官和仇富这种普遍心理，根本就没有。
“我们肯定跟福贵一样”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完第二天，余华又要陪儿子去美国了。当初余华常年在北京生活，是为了让儿子享受到北京本地户籍的高考优惠政策——儿子就读的那所高 中，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比整个浙江省还多。最后儿子却直接选了去美国读书，没有用上这优势。白白这么多年离开家乡浙江，他后悔了。
他每天都发微博。时事是最显眼的内容。在微博第一页里，他提到铁道部亏损、崔永元做公益、陕西七个月大的孩子被引产和日本大使轿车上的国旗被拔走。“这不是爱国主义。”
写完《兄弟》，再写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余华说自己知道怎样写当代了。“其实写当代最难，因为当代是未完成的，不断变化的。”
南方周末：你还在写长篇小说吗？什么样的题材？
余华：其实我在《兄弟》以前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小说，没写完，放在那儿了。《兄弟》之后我又启动了一个，也是写这四十年的，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迷恋的，这两个时代的差异性太大
了。写完一部《兄弟》不够，想写第二部。当时还没有《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同时启动的还有一部纯粹的当代题材，相对短一点，我还不知道哪个能先完成。
南方周末：你的书里，中国人一百多年来，都在不停地革命和被革命。你还会再写“革命”吗？
余华：我可能还会写到“文革”。但是我觉得单纯地写“文革”没有太大意义。一定要把“文革”跟今天这个时代联系起来，就像《兄弟》、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这样才有意义。这两个时代是同一个朝代，不像明朝和清朝是两个朝代。同一朝代四十年里却发生着你感觉到应该是两个不同朝代里边，甚至 像两个星球里的事情。这种经历是西方人根本就没有的，他们几百年都赶不上这种变化。这种经历对一个作家来说弥足珍贵。
南方周末：《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是你自传式的非虚构作品。从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到用非虚构直截了当地介入社会现实，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余华：其实《活着》已经是介入了。要不是有巴金当《收获》的主编，
这部书大概是出不来的。
我觉得写完《兄弟》意犹未尽，很多话没说完。现在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不只是生活压力，还有精神压力。当你看到那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边。
南方周末：比如什么事情？
余华：比如广州那位姓方的官员被停职检查。这个事件还是有积极的一方面，就是告诉那些官员，起码出了门，最好要夹着尾巴做官，不要耀武扬威。我有一些同学做了地方官，当了市长之类，周边一群人天天吹捧他，那种自我膨胀，做地方官的可怕之处就在这个地方。
南方周末：你觉得福贵的乐观主义精神放在今天依旧适用吗？
余华：我们肯定跟福贵一样，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但是我也对西方的记者们说，中国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我《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里面 写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尖锐，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对中国的未来不是那么的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社会进步带来的问题，不是社会 退步带来的。
这十来年，民间力量越来越大。很多人都知道如何微博了。所以我说改革开放的最近十几年，人民主导社会进步的力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这也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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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9/16.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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