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诗依
9月17日，戴煌得知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立即往胡家打电话，胡绩伟的二女婿向他确认了事实，并告诉戴煌，临终前，胡绩伟在遗言中叮嘱：不发讣告，不举行追悼会，不搞任何纪念追思活动。此话打消了这位84岁的老人、著名记者准备去参加追悼会的念头。
胡绩伟，著名报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河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一书，是胡绩伟回忆自己青年时走上革命道路、在延安时期办报经历的一手记录。该书的作者简历这样介绍胡绩伟：1916年生于四川省威远县，1936年秋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1936至1939年在成都，先后担任《大声周刊》、《星芒周报》编辑，《星芒报》三日刊、《蜀话报》三日刊、《通俗文艺》十日刊的主编，兼任星芒通讯社、《四川日报》编辑。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到延安。1940年起至1949年在延安，任《边区群众报》主编，1946年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秋至1966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任人民日报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总编辑、社长等职。1984年，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1990年3月，人大代表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等职务被撤销。
这是一份纯粹的新闻人的简历。终胡绩伟一生，没有从事过一份与新闻无关的职业。他的光荣与磨难，都紧系于此。在《青春岁月》一书的结尾，胡绩伟这样总结自己的新闻生涯：“我在成都办报3年，初上笔阵，猛冲猛打，意气风发，这是我办报的幼年时期。陕西办报12年，在报纸业务上走向比较成熟，但在政治上相当幼稚，这是办报的青年时期。即将开始的北京办报30多年，在报纸业务上相当熟练，但在政治上从幼稚到成熟，从单纯到老练，从盲目到自觉，摇摇摆摆，犹豫彷徨，左顾右盼，时而混沌，时而清晰，到老时才算真正觉悟。我曾说自己是老时醒，醒时老”。“老时醒，醒时老”一语，曾让许多人倍觉神伤。它其实也是一代革命者中一个群落的精神写照。李锐、何方、杜润生、李普、戴煌等人，都是这一群落的代表。戴煌说，他当年之所以参加新四军，就是受民主、自由与博爱的理想的感召。这几乎是那一代优秀中国青年奋袂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普遍心路。在生命的暮年，他们发现，多少人用血泪浇灌的理想之花，并没有绽放，于是再度奋起，慷慨呼号，“暮年诗赋动江关”，成就当代中国一道独特的精神景观。《青春岁月》是胡绩伟精心撰写的回忆录，出版于1997年，尽管起讫于少年到1949年前这一历史时段，但对于了解胡绩伟的精神历程、延安时期的新闻生态，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际，阅读他的书，看他走过的路，应该更符合为中国的民主富强贡献了一生心力的这位新闻人的心愿。
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信徒
“我的一生有如一只颠簸在大海波涛中的小船，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多。”在《青春岁月》的序言中，胡绩伟这样勾勒自己一生的命运曲线。后来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出生的日子联系起来，因为他出生的阴历八月十八，是每年钱塘江大潮的日子。他把这看做一种征兆，预示了自己的一生总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狂涛怒浪中翻腾不息，劳累终生，永无宁日。
动荡起伏的一生，从胡绩伟的少年时代就已肇始。本来胡家靠经营茶馆，是镇上数得着的富裕人家。胡绩伟本人聪明伶俐，对数学颇为痴迷。这样的出身与天赋，按照当时的风尚，人生道路应该指向上大学、出国留洋，然后回来做教授。然而父亲的早逝，使年轻守寡的母亲与胡绩伟成为家族中的弱势家庭。二叔父把持家族经济命脉，独霸了因大伯父献身保路运动省政府给予的不菲的抚恤金，并且行事吝啬、偏心，使聪明好学的胡绩伟的求学路充满坎坷。“富裕人家里的穷户”这一事实，在胡绩伟心中埋下了人生不公的种子。后来他与大伯父家的二姐一道，起而反抗，二叔父让步，求学之路才顺遂了许多。
胡绩伟的叔祖父胡素民是同盟会会员，曾与梁漱溟等人一道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后回川当选为四川省一、二两届议会议员。大伯父胡驭垓也是同盟会会员，在保路运动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胡驭垓破口大骂叛徒，从夜半骂至天明，叛徒将其杀死，割下双耳，送给清廷，随后又被割下头颅，悬于城门。家族中的这两位国民党元老，特别是大伯父的悲壮命运，对胡绩伟影响深远。他们信奉的以民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为胡绩伟打下了最初的精神底色。
二十世纪上半叶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对胡绩伟一生的思想品格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小学、中学，都在教会学校度过。根据西方学来的教育管理方法，学生可以自己组织学生会，学生会常常举行演讲会与辩论会，连国民党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不对”这样的话题，都可以自由辩论。
1936年，目睹了太多贫穷落后社会现象的胡绩伟，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念，转而投考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此前，张澜主持四川大学，他公开宣布借鉴蔡元培办北大的经验，延聘学者名流，兼容并包，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鼓励师生积极参加社会变革，追求真理，在川大形成了民主办学的学风。胡绩伟入校时，校长是任鸿隽，曾任鸿隽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是国际著名的化学家与教育家。留学美国时曾组织中国最早的科学学术团体——中华科学社，李四光、竺可桢等都是社员。任鸿隽的办学理念与蔡元培高度一致。
叔祖父、大伯父的爱国思想、三民主义，与主持川大诸先贤秉持的民主自由主义，一道构筑了胡绩伟的精神摇篮。三民主义也是胡绩伟走上革命、服膺共产党领导的纽带。他在书中写道，当年共产党高举的新民主义旗帜，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新三民主义。而就是这个新民主主义，指引着像胡绩伟本人一样的整个青年一代走上革命道路。文革时，极左分子曾经批评胡绩伟等老知识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民主主义者。当时的他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却想，如果我们真的搞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那该多好啊！
显然，晚年胡绩伟自称的“老时醒”，其实是向早年这些精神价值的回归。
10年延安编报生涯
在川大就读才一年，抗日烽火燎原，救亡图存的浪潮将胡绩伟推离书桌，投入民族民主革命的前沿。他投身报业，三年间，与志同道合者一道，先后创办11份报纸，又先后被11次查封掉。回顾三年成都办报经验，胡绩伟写道，在他所编辑的报刊上，宣传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是两个结合得很紧密的主题。而屡奋屡仆的办报经历，让胡绩伟深刻地体会到：民主政治是新闻自由的生命线，不在中国大地上铲除法西斯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新闻自由。这一认识，让他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他殷切希望在延安这个民主圣地“去追求崇高的新闻自由”。
1939年底，胡绩伟到延安，很快就参与了《边区群众报》的创办。这是一份在毛泽东提议下创办也由毛泽东起名的报纸，起初为陕甘宁边区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延安管吃、管穿、管住，尽管粗茶淡饭，但有保证，这使胡绩伟得以后顾无忧地投入办报事业，他忘我工作，赢得“小毛驴儿”的绰号，很快成为《边区群众报》主编。
半个多世纪后，回首延安时期的办报岁月，胡绩伟用诗一般的笔调写道：“在延安时期，真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意气风发地度过了10年的编报生涯。”有如此感受，不仅是因为《边区群众报》是党的机关报，更是因为，彼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具备强大的精神魅力与理想感召力，并且有践行理想的实际行动，这给怀抱理想的青年新闻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来延安前，胡绩伟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是孙中山与邹韬奋，包括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心目中的地位也要比毛泽东、朱德崇高。来到延安不久，他就被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所感召，很快他就认为，毛泽东确是孙中山之后的伟大人物。
到延安一个多月后，胡绩伟参加“延安人民讨汪大会”。这是他第一次远远地看到毛泽东。会上，毛泽东宣读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通电，其中第三点为要求国民党厉行宪政、实行民主。这一点是这样写的：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政。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曰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
演讲中，毛泽东不时有力地挥动手臂，语言铿锵有力，富于鼓动性，整个演说和通电，从内容到文辞，在胡绩伟看来都十分精彩，无懈可击。他与延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道，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狂热的程度。
在胡绩伟看来，民主在延安也被真实地实践着，而不是空中楼阁式的许诺。《边区群众报》经常刊登批评党和政府工作的读者来信，刊登批评稿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书中写道，1942年，边区增加了公粮，导致群众不满。有一次下大雷雨，有人说：雷为什么不打毛主席呢？毛泽东听到此话后，不但没把说话者打成反革命，反而称赞批评者的勇气，并且发动了大生产运动，通过增加生产来减轻群众的负担。
民主的另一种实践是选举。《青春岁月》第十章“边区群众是怎样进行民主选举的”，详细介绍抗日战争到来之际，延安推行选举的盛况。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不到一个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即发出民主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0月15日到12月底进行乡、县、边区三级改选。为了促进国民党立即开始实行宪政，早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民主政府，共产党领导的19个解放区，由陕甘宁边区带头，首先进行民主选取，意在为全国民主宪政做一个榜样。
《边区群众报》对选举做了详尽的报道。对于选举，胡绩伟在那时就有一个认识，即选举的关键，不在选民的文化水平，而在选民的政治水平。由于边区的各级领导干部比较民主，很愿意听取群众的批评，边区群众又有比较自由的民主权利，敢于和乐于畅所欲言，这就为推选和评议候选人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选举时，候选人要与群众见面，介绍自己，解答考问，使一般选民对候选人的情况比较了解。1988年，胡绩伟曾出版《民主论》（与常大林合著）一书，对于延安当时的选举即能做到候选人与群众见面这一实践，颇致感慨。
投票前，选民一次又一次去认清和记准候选人的名字。投票时一个一个地进入窑洞去投票，基本上达到了秘密投票的要求。胡绩伟写道，这些办法又民主又公正，又简单易行，是自己这类知识分子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来的。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农民文盲多，文化程度低，无法进行民主选举，经过实践，顾虑打消了。
对于民主宪政，胡绩伟并不抱浪漫的想法，他认为，实行民主宪政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但是，选民只能在民主选举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民主，不必先进行长期的训练以后才去实地进行选举，行使民主权利。
正因为有了领袖的理想感召与延安的民主实践，所以尽管延安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种种左倾的做法，延安岁月在胡绩伟的心目中，仍然保有不衰的精神魅力。
由衷钦佩习仲勋
胡绩伟有一个有趣的看法：“我常常是从人物的优劣来判断他所信仰的理论的是非，而不是从理论的是非来判断信仰的优劣。”他崇拜孙中山、大伯父，后来欣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袖人物在重庆显现出来的豁达大度的政治气量，这些都使得他更加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中国今后一个很长时期的最民主的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到了延安之后，胡绩伟最钦佩的中共高级领导是习仲勋。自述中，对习仲勋表达钦佩之意的笔墨不时出现，贯穿全书后半部。
在胡绩伟笔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是一个实事求是、不唯上、具有包容精神、信任下属的高级领导，特别善于切实了解和识别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办法处理那些成长发展的问题，并且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能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于习仲勋领导下的西北局对《边区群众报》的领导，胡绩伟认为，不仅在政策上是正确的，在领导方法上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在领导作风上也是令人钦佩的。他甚至这样比喻：“回想当年，我们好像一匹强壮的烈马，在党委的高明驭手的驾驭下，使我们在边区这个民主模范的广阔天地间，自由驰骋。”
习仲勋的领导方法，首先表现在充分信任干部，放手让胡绩伟们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工作。当时有领导提出党报“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但西北局并没有拘泥于字面去理解和执行。因为当时已经有事实证明：党委对党报管得越紧，报社事事请示，稿子件件送审，其结果是报纸办得一派官气，群众不爱看，而且使报社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失去自主自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于这一事实，西北局对中央要求的由宣传部部长看报纸的制度，在实行一段时间后，做了变通，改由报社总编辑胡绩伟来看。对于需要看的社论，习仲勋只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让胡绩伟自己去修改。对一些不通顺、不明确、不恰当的字句，他只用铅笔画一个记号，引起胡绩伟的注意，习仲勋并不动笔去改，改后也不必再送他看，就由胡绩伟定稿。这反倒使胡绩伟感到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
其次，习仲勋对报纸的作用、为领导还是为群众办报，有着极为清醒、清晰的认识。他说，党的报纸应当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今天干部最需要的，正是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群众运动的生动形象和真实情况……活动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新鲜经验，这些就是指导工作的基础。这些又必须主要依靠办好报纸来解决。只有真正办好群众化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所以报纸群众化的方针，应该十分明确地在思想上肯定下来。”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做指导，才让后来的胡绩伟感到，在西北局领导下，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之间是一致的、协调的，没有发生突出的分歧和矛盾。而在建国后的40多年，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竟至那样严重，这让胡绩伟深为感叹。
《青春岁月》写于15年前，内容截至建国初期。序言中胡绩伟表示，对于建国后几十年的办报历史，他还将继续写下去。据闻，这部分经历及其思考，他业已完成并已在海外出版。笔者无由得观，但是，《青春岁月》中流淌出的历史风烟已经足以让人心胸洞开，低徊不已，而其虽百劫而不悔地思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精神，尤为令人高山仰止。
山海苍苍，云水茫茫，青春作伴好还乡！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92768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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