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押错宝的汪精卫

作者：信力建 

最近发生的中日钓鱼岛事件，足以看出日本是个为了他国领土无所不为的国度，中国跟这样的国家打交道当十分小心才是。这不禁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因为跟日本打交道不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汪精卫。

汪精卫因为抗战期间和日，组织南京伪政府，是盖棺论定的汉奸了。然而，真正的知人论世恐怕还不能得个结论就行，得看看这结论是怎么出来的，其过程如何，在做此选择时所依据的有没有道理……等等。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汪精卫当初做出和日决定的客观条件。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和日派，七七事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其抗战的调子并不比蒋介石低。然而，毕竟形势比人强：随即展开的长城抗战与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一败涂地——尤其是 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会战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此次会战：“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当时，中国抵抗的军队分三路：右路军辖第八、第十集团军；中路军辖第九、第二十一集团军；左路军辖第十九、第十五集团军，另直辖部队9个师，总计参战军队约50个师，70万人左右，系国军精锐。冯玉祥、顾祝同、张治中等均负指挥责任。参战日军共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然而结果让人震惊：仅以其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以19世纪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0重型武器。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蕰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面对如此不对称结果，人人都会产生“再打下去会怎样？”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当时，国民政府也不是没有寻求其他帮助，然而，首先是英美摇头：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不得已，他们又把目光投向苏联，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条约签了，在出兵问题上，斯大林却含糊其词。11月11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1937年1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

在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情况下，汪精卫把目光投向日方——他当时的想法是“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他的想法是：鉴于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 ；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 ；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 ；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 ；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 ；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 ；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 ；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这种情形，正如台湾历史学家黎东方所言“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

事实上，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战争盘棋正在由赌本雄厚趾高气扬的三庄家操纵：一方是“美”“苏”，另一方是方是“日”。从物力而言，自然是“美”的同占优势。在军事上则“苏”亦不差。然而，从气势和锐利而言，则“日”可谓锋芒毕露，一马当先。于是，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就纷纷下注：蒋介石咬定山姆大叔，颠沛比喻是流离必于是——最后，因为日本军阀昏了头，在珍珠港向美国丢炸弹，最后被老美打得丢盔弃甲，老蒋因此翻盘。而毛泽东则投注苏俄，虽然没得到什么直接好处，但战后却在与国民党的东北之争上得到苏联援助，获得大批军械，从而问鼎中原。最惨的当然是把宝押在日本的汪精卫了——日本战败投降，汪精卫自然也就“汉奸”收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本来这就是一场赌博，很多时候取胜不在于袋里的钱多少，而是气势和运气——如果“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美”“苏”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日德”一方。中国因为本钱少，根本没资格坐庄，只能在一旁押宝——当然，从稳妥的角度讲，中国该押赌本大的“美”“苏”，可问题是人家接不接受你的押宝。再说，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因而，最后的结果就是：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或许只能说汪精卫押错了宝。但是，如果二战的结果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当然，历史证明汪精卫是押错了，对此，汪本人也不是没有预感——其部属梅思平就曾有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陈公博也打电报劝谏汪精卫。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他对老蒋说“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历史学家李零在分析在分析“汉奸”吴三桂是怎么做上“汉奸”时，有云：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此言用在汪精卫头上，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总之，汪精卫和日，历史证明是错了，可这错自有其国内的国际的，历史的现实的复杂原因，我们对此恐怕也当给予相当的“同情理解”。陈寅恪有挽汪精卫的“阜昌”诗云“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此种态度最为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