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永海 贾林州 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美国霸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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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纵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阶段，因资本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以对资源地理纵深控制为目标的地缘关系成为了殖民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作者认为，在此背景下方能理解“币权”的时代特征，即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对此，中国亟须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以实体经济为本来推进国内产业纵向一体化战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和“新重农主义”战略，并以陆权为基础构建自己币缘战略安全的陆域纵深。
一、引言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以来，其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源的资本化过程。①以资本内生性扩张为动力演化出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是大国强权向其货币体系赋权而形成的、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海权与陆权此起彼伏的地缘博弈过程。需要深入理解的，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殖民化伴生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以及资本内生性而形成的以争夺地缘空间的资源控制力为核心的、“列强”多重博弈形成的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了后殖民化的金融资本阶段，霸权国家依赖国家政治强权对货币进行赋权，形成了扩张货币信用及获取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率的超额利润的金融垄断资本，从而逐步摆脱了实体经济的羁绊，日益追求货币的流动性而获取垄断利润。货币信用与军事霸权的全球扩张两者间的内在结合，逐渐确立了以货币权力为枢纽的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货币权力继而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范畴，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
造成世界各国（无论贫富）都不得不接受“美元赢了，但世界输惨了”之局面的内在机制乃是单极霸权的单次博弈，这已成为新的币缘政治时代美国掌控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实质。
人们都看到，美国因其占有全球海权和陆权领域的霸主地位并主导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而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向全球收取铸币税（seigniorage）和通胀税（inflationtax），②并通过对全球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而得以长期享受低价消费和低通胀。第二，美国能够利用“特里芬”现象③吸纳全球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并以低息借债方式进行全球再投资，即通过国内低通胀条件下的低息美元资本与接受国的高息资本之间的市场利差构成的竞争优势，低成本地控制其战略产业，获取跨国集团的回流资本收益支撑美国资本市场。第三，通过货币与资本价格的传导和重置，美元资本可以向全球转嫁国内金融与经济危机，在这种币权战略内涵的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上消除本国对外贸易的长期逆差以及本国社会福利成本不断上升等内生性矛盾。
中国学者王湘穗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文章中对币权、币缘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开启了货币权力与币缘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①本文试图拓展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梳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生成机制，旨在透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并阐明衍生于传统地缘战略之上且以美元霸权为枢纽的新三角结构。
二、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全球化并不是新概念。自欧洲在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白银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而发生的哥布伦入侵（发现）美洲原住民家园的500年以来，在与资本结合的国家军事力量主导下，②世界实际上经历了以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内以资本扩张为根本动力、以大国海权与陆权的地缘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此起彼伏的全球化过程。其阶段性特点是，在殖民化与工业化时代，得以空间扩张的主要是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③且因资本空间扩张的同质性而引致列强之间发生了以国家暴力为主要手段的长期地缘战略博弈，因此，必然导致以陆权和海权的地缘战略多重博弈实现均衡（实为武力制衡）为主要内容的竞争，意在瓜分资本对资源要素战略纵深空间的控制力，即资源控制力。客观上，商业资本更依赖海权的力量，产业资本则因火车机动性带动了陆权的重构，进而催生了陆权国家的崛起，这就形成了海权与陆权共生博弈的全球地缘战略格局。
从所谓“新大陆的发现”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西方主要处于“重商主义”的商业资本扩张阶段，即马克思笔下的“手工制造”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维护商业资本利益引致海权力量的崛起，也改变了欧亚大陆作为“世界岛”和“核心地带”的枢纽地位。①“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马和骆驼机动性的天敌”，②海洋作为交通的便捷性和对于陆地运输的优越性，使欧洲人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后方，抵消了人类历史上欧亚大陆处于“中心地带”的长期优势。③因此，处于大陆板块西部边缘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先后通过海权争夺成为控制全球贸易的海洋霸权国家。尤其是英国，因夺取海上霸权，先是成功地控制了边缘地带广阔的“岛状陆地”，后又遏制了“世界岛”上的崛起大国，才进而称霸世界。总之，是资本的内生性需求带动了“原始积累”，使原处“边缘”的国家在海权力量的主导下，对全球殖民地的原材料、劳动力、贵金属进行血腥掠夺和对相关贸易通道予以控制。
从工业革命的兴起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一直处于产业资本的阶段。一方面，产业资本要求以资源要素和市场整合为内容的地理空间扩张；另一方面，火车的大规模应用促进了陆上交通，使得产业资本在欧亚大陆获得广阔的陆地纵深；于是，“陆权重构”强化了核心地带的枢纽地位。出现了法国、德国、俄国（苏联）等陆上大国先后崛起的现象。然而，有限的市场容量与空间纵深使得众多陆权国家不得不在海权初定的格局下，寻求产业资本在陆地的战略纵深，并试图控制“核心地带”来构建帝国霸权。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生存空间”的陆权理论指导下，④放弃了威廉二世时期推行的商业贸易和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对外政策，转而提倡与实施“向东进行领土扩张，为德国在东欧、富饶的波兰平原、乌克兰和俄国寻求生存空间的大陆政策”，⑤以谋求德意志产业扩张的陆权纵深。二战爆发之后，德国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尚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便东向进攻俄国。在同时期，日本将其主力关东军长期驻留在中国东北，而不是向南投于激烈鏖战的太平洋战场，其意也是窥伺对“核心地带”的控制权。
二战后，世界步入后殖民化时代，客观发生了从列强纷争转变为美苏“双寡头控制”的两种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格局①——美国海权为支撑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与苏联陆权为支撑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战略对垒。苏联因独占“核心地带”俯冲“边缘地带”而一度掌握战略主动权。美国则通过海权对新月形地区外围加强控制，形成对枢纽地区的战略遏制与威慑。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修正了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大陆心脏说”，提出边缘地带论：仅仅控制住世界的“心脏地带”并不足以实现全球霸权，而如能控制环绕心脏地带的欧亚沿海区域，将足以遏制心脏地带国家称霸世界的企图，进而能够与之争霸。②因此，美苏全球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海权与陆权的战略竞争。
然而，具有更广阔市场纵深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率先步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1944年，美英两国共同主导推出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的全球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③随后在1971年，虽然美元过量增发不得不与黄金脱钩，但1976年《牙买加协议》④的签订仍使美元成为全球主要的定价、结算和储备工具，进而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到此，“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确立。这是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赢家以金融和军事结合主宰世界的必然结果。随之掀起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这三大潮流的融合与美国的“币缘战略”有机结合的深化变革，⑤也就是说，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金融化进程之中。
金融化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的过程与结果，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本质是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⑥在美国以海权为空间纵深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内，源于产业资本阶级与重商主义王权做斗争而构建的话语——“自由主义”进一步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壁垒”，形成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的世界趋势。这一趋势产生了如下客观结果：第一，金融化日益演变为巩固国家强权的支撑力量，反之国家更多赋权于信用体系又使金融资本成为控制一切要素资源的最重要力量。①第二，金融化过程伴随着发达国家实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经济随愈益“虚拟化”更依靠强权支撑信用扩张。第三，随着美元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各国被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并逐渐形成了金融资本对全球产业纵深的空间整合。于是，金融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成为“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的经济实体和意识形态实体，俨然形成了“世界经济体”。②在此背景下，苏联因西部北约掣肘、南部美国渗透而地缘战略空间有限，更因中苏长期交恶而致其远东战略受阻，同时，也因其占有经互会换货贸易体系之最大收益而致其内部无内生性动力对处于实体形态的资产和资源要素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就没条件形成类似《牙买加协议》赋予美元货币霸权的金融体系。因此，地缘竞争失利，加之苏联未能构建金融化战略纵深，于是在美国币缘战略运作下，苏联开始了从意识形态自我矮化到政治失控、再到求助于货币赋权的政治强权以致造成金融体系崩溃，最后致使整个苏东尚在实体形态的庞大物质资产即被西方强势货币完全覆盖，成为跨国资本凭借币权直接获取货币化巨额收益的屠宰场。
1991年苏联解体，最后一个陆权大国衰落，欧亚大陆这个“核心地带”被切割并拱手将其巨大物质资产纳入金融资本主义体系，西方过剩的金融资本突然获得巨大的金融化纵深空间，③世界也由此进入了全球化、金融化加速度的新阶段。“双寡头”地缘控制突然解体，形成了美国构建单极世界霸权的客观条件。借助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美国以新保守主义为主流，④强化了其以“新帝国论”、“单极稳定论”和“先发制人论”来构建“单极”霸权的全球控制体系的意识形态。由此，美元资本基本完成了对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战略纵深的全方位主导。
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是在二战后唯一实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国家，或称为全球金融的美元化和美元全球化的国家，⑤它在本质上是美国以地缘战略纵深为基础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延伸于金融垄断和军事垄断并形成内在结合——资本派生于国家军事强权推进的金融化“再生产”过程形成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枢纽——美元金融霸权。这标志着在后殖民化时代，金融垄断资本在超强军事力量的支撑下完成了对经济产业链条的全球分工，形成以美元货币为枢纽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同时，也因其隐蔽性和一体性而避免了在产业资本阶段因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大国间直接的空间对抗演化的军事冲突。也因为如此，政治家们不再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转而追求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区域整合条件下的统一货币，为了币权“搭便车”跟进金融全球化而附势于美国强权推进币缘战略的单边主义。①
三、美元霸权体系的战略实践
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业已形成的美元霸权体系，势必在全球扩张中维护其垄断利益并在进程中构建出币缘战略体系。它不仅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海权对传统地缘战略的主导地位为基础，同时又深刻反映了金融时代的崭新的经济政治脉门：货币金融力量成为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分工与分配的核心，进而货币金融权力内生性地生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金融枢纽，即币缘。②
具体来看，货币在产业资本阶段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它在金融资本阶段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同国家的货币发行主体会因为货币信用背后的主权的强弱差异而享受不同的金融化收益。依托政治强权赋权才能获得信用的货币体系所承载的金融权力不仅主导了资源、产品、分工、分配、资本的定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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