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衫 | 记者冒险拍下数万照片记录文革荒诞往事

蒋少武，拍下数万照片记录文革时期荒诞往事(组图)

　　蒋少武

　　像蒋少武那样冒着危险拍下三四万张文革历史照片并历经40年保存至今的人，在全国屈指可数。他在1966-1967年间记录下的历史影像，是对那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而这批照片，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才越发体会到其巨大的价值。

　　1967年7月，35岁的《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来到沈阳市中山广场。此时的沈阳陷入一片灼热之中。工人不再生产、学生不再上课、干部不再上班，人们整日整夜地辩论、开会、贴大字报……整个城市变成大标语和大字报的海洋。

　　蒋少武就在那些纷乱躁动的人群里。但是他在此的目的，不是冲到前面贴大字报，也不是举着高音喇叭喊口号或挥动旗帜欢呼胜利，而是冷静地举起手里的“莱卡”相机，记录眼前的这一切。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当年拍的照片，今天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离那段疯狂的日子，才隔了40年。

　　开会时向毛主席像跳“忠字舞” 蒋少武

　　天安门前的年轻人蒋少武摄

　　“文攻武卫”中的“装甲”宣传车蒋少武摄

　　批斗宋任穷蒋少武摄

　　历史的浓缩之地

　　今天再来到当年蒋少武拍摄的地点———沈阳中山广场，一片祥和安宁。广场的四周，林立着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风格鲜明的建筑群：当年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大和使馆”，即今天的辽宁宾馆；当年的关东军司令部，即今天的沈阳市总工会；当年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等日本人的银行，现在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办公场所，而蒋少武所拍摄照片的背景，当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今天还是沈阳市公安局———早年间，是日本人的“奉天警察署”。

　　在广场中心，早年曾建有日本人修的日俄战争纪念碑，1956年，广场中心建了喷水池，到1969年，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玻璃制毛泽东塑像及一大群“红旗语录拳头枪，迈步弓腰向前闯”的工农兵的塑像。据说，这是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雕塑群。

　　雕塑建立于1969年，当时蒋少武拍照片时，它还没有建起来。不过蒋少武回忆说，当时人们争吵辩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如何在“红旗广场”（当时的中山广场）建造毛主席塑像，各派都在说对方不是最先倡议者，自己才是，应该由自己来建。

　　今年6月8日，沈阳市中山广场及周围建筑群被宣布为辽宁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游客们———他们或许刚刚参观完300多年前满族人在自己的“龙兴之地”建立的皇家故宫，之后就会到这里来浏览、拍照，将近百年来的民族恩怨与数十年来的内部政治激荡一并收入到镜头中：毛泽东站在中心，高高地扬着手，俯瞰着四周的日式建筑群———历史就这样在这里凝结。而蒋少武的照片，是对其中一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

　　大历史中的小生活

　　蒋少武并不是对文革那段历史惟一留下见证照片的人。许多人都拍过那时的照片，但是像蒋少武这样有意识地大量拍摄并能够保存至今的，在全国却屈指可数。现年已 75岁的蒋少武干摄影已经五十多年，一辈子积累下的照片有七八万张，而其中最宝贵的是拍摄于文革及文革前“四清”、大跃进年代的照片，有几万张。

　　比如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当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上常委们在跳“忠字舞”的场面。经历过的人，说起这段历史的人，简直不能相信中国还发生过这种事。但是，在蒋少武的照片中，当年的情景复原了：这些身穿朴素中山装、留着锅盖头的普通中国百姓们，就是那样堂而皇之地摆手、伸腿，仿佛集体瞬间没了智商。

　　长于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徐友渔，在见到这幅照片时感叹道：当年我在学校里读书，也有过被要求跳忠字舞的经历。那是我文革中惟一没办法服从的直接命令：我看到学校里那些老教师扭得实在太难看了，奇形怪状，这简直是对人的一种生理上的侮辱，无论老师怎么要求，我就是做不出来。

　　徐友渔说，对于历史的研究，历来有两种分野。一种是宏大叙事，比如，表现政治运动的惨烈血腥，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袖和风云人物上，以表现宫廷政变、重大事件为焦点；另一种，是把注意力聚焦于日常生活，亿万人在当时是怎么生活？怎么吃饭？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与前者同样重要。而蒋少武的照片，给今天人们带来的震撼，更大程度来自后者。

　　再比如另一张照片，是两个解放军女战士在街头边走边挥毛主席语录本的情形。蒋少武说，当时她们一路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当时，人们却已见怪不怪。而蒋少武当时就觉得这太不正常：“当时就肯定，这种状态不会太长久的。”所以，他要举起相机———这种场面值得记录下来。

　　介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

　　以蒋少武的职业生涯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根红苗壮的“正统”之人。1947年，已当了三年儿童团长的他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在共产党办的《辽东日报》当“红小鬼”，时年15岁。后来，他干过报务员、司务长、人事科干部，直到1954年《辽东日报》成立，报社摄影科缺人，领导问他：你想干摄影记者吗？

　　蒋少武的摄影，是边干边学的。他脑筋灵活，又勤奋好学肯吃苦，很快成为报社里深受重用的主力记者。1956年蒋少武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一批成员，1958年成为报社的摄影科科长。

　　此后蒋少武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比较顺利：1978年，蒋少武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1981年当选为全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1985年获全国首批高级记者的职称，1991年，他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今天的蒋少武，本应可以为自己的记者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轻轻松松安度晚年了。但是，他现在内心充满忐忑不安。

　　这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些东西在灼烤。他记得在文革前自己读过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印象很深：“有一个人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摄影记者的责任，是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我感觉这话说得太好了！摄影这个东西，记录历史再现历史，它比文字等其他手段都高明。”这些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悄悄发酵。

　　当文革来临的时候，整个中国陷入混乱，《辽宁日报》的日常工作实际也是停滞的。而这时的蒋少武，却背起相机开始四处拍照。他回忆道：“那时我嘴上不敢说，但心里总在想：这种非常态的历史瞬间不会长久。‘记录下这一切’，这句话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这时，驱使蒋少武每天拍照的，已是多年记者生涯和理论学习带给他的一种朴素直觉与历史责任感。当时蒋少武在当地已是有名的摄影记者，所以他在现场要拍照，一般人并不阻拦。但也不是每次都顺利：有次他要求进一个批斗会现场。负责把门的人问他：你什么出身？蒋说，我是中农。他们就问里头：中农行不行啊？里面的人回答：中农是团结对象，行！

　　一边，是现场狂热的人群，一边，是拿着相机的蒋少武，“这个时候，你会跟着现场的情绪走吗？你会跟着激动吗？”记者问。

　　“我不会。我只会有另一种，那是记者的激动：谢天谢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了！”蒋少武说，他只有三次没有拍，那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文革中被蒙冤批斗时，“这三次，我都在现场，但不知为什么相机就是举不起来。”

　　蒋少武心里清楚，自己所拍的这一切，当时都是不可能发表的。以后什么时候能见天日，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背着人的耳目，偷偷把胶卷冲洗出来，匆忙标上一个时间，然后，卷成很小的卷，藏在各种各样的存药品的小桶里。有一次，他正在辽宁日报社的暗房里冲胶卷，红卫兵们开着大卡车高喊着口号像潮水一样冲进了报社， “那阵势和《列宁在十月》里进攻冬宫差不多”。蒋回忆说，他们曾闯进暗房，强行把底片资料柜撬开，将底片扔了一地，然后扬长而去。这或许是蒋少武的底片遭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

　　为了保证底片的安全，蒋少武也曾把底片拿回家。但是后来他又担心，“那些人要是来我家了可怎么整？”或许，蒋少武的一个朋友和同行的经历可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精神压力有多大。那位同行，也在文革中拍摄了大量照片，大约近千卷，并不比蒋少武拍得少。但最终，到文革快结束时一场“查三种人”的运动中，他把胶卷统统扔进了锅炉中。他后来说，胶卷刚一进炉子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

　　“历史不应该断层”

　　数十年时间里，蒋少武以他特有的谨慎，守护着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连他的孩子都不知道有这一千多卷胶卷在。他总是觉得还没到公开的时候。直到大约是1997 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打开封存的胶卷，利用业余时间在暗室里小规模地洗印了一些样片。报社里有年轻同事看到了，大为惊讶：这是什么啊？文革是这样的？也有人赶紧说，你可千万别叫别人看见了啊！

　　真正让蒋少武感到问题紧迫的是历史就要断层了，因为年轻一代对此并不了解。蒋少武说：“我不想让这些照片，只是光给那些研究人员去看，虽然那也很重要。这些照片，是我们全社会的共有财富，也应该让全体人民来共享。”

　　蒋少武面临的是一项浩大工程。这数万张底片，是在儿子们的帮助下，经过数年努力，现在刚刚洗印出了小样片，做了简略登记，就已经花去了数以十万计的个人储蓄和无法计算的个人精力。按道理，这些底片若想得到妥善保存，还应进行数字化扫描并刻录光盘，然后，将底片交专业的档案部门保存在温度和湿度都达标的库房里。而仅靠蒋少武一家人的力量很难办到。

　　蒋少武说：“我已经是奔80岁的人了，着急啊。实在不行，我就想在家里办个摄影博物馆，自己家里搞，还不行吗？”———而即使是办私人的博物馆，工作量都浩大得让人发愁。

　　但是有一点蒋少武心里是踏实的：“如果我没有记录下那10年的历史影像，我将是个失职的摄影记者。”他为他所做的事感到欣慰。而这一切工作的巨大价值，或是在将来的岁月中人们才能意识到。

　　《岁月·记忆》–蒋少武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