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穿着一身黑灰色西装加白色衬衫、踩着黑皮鞋的袁伟时走进由地下车库改造的先锋书店，早已围坐等候的读者们给了他整齐的掌声。尽管身躯瘦小却步履矫健，这也许是平日在家坚持锻炼的效果。自称粉丝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起身迎接，两人一同坐上了讲台。旁边的书板写着“察古观今，乐在其中”，原是新书《昨天的中国》自序题名，被用来作为书会的主旨。
一、讲真话
袁伟时年逾八十，杨师群也过耳顺之年，两位先生的状态让工作人员惊讶不已：“他们精神怎么这么好？”“因为他们讲真话”有人说，“心不累”。
果然，一开场，袁伟时便提到做毕业论文以及后来在大学教书，总有一些问题不能碰，甚至多年前写的一篇六万多字的论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至今未能公开发表。他说：“对孙中山的这种评价、解释在国内外没有人说过，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但是，文章只能在网上流传。杨师群对此更为感叹：“讲真话，在我们这个社会不容易啊，为什么？”他自称受袁伟时启发在《中国历史的教训》里写了一篇《孙中山：应予请下神坛的伟人》，出版时却被完全删除。他认为讲真话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然而他说，“很可悲！”
二、历史障碍
当袁伟时回到研究历史，便努力要解决自己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一直那么穷困、那么落后？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传统制度、文化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顽固的堡垒，拒绝人类文明的新成就。
中国发展的历史障碍在哪里？袁伟时说：“首先需要承认，从明代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制度落后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俄、中、英三个大帝国的对比上可以看出来，人类的思想、文明已经进展到很高的程度，而我们依然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抗拒外来文化，这是中国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根源。”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发源了，而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思想和文化的洼地，达不到人类文明进展的高度，西方先进的思想传到中国来，和原有的思想相撞击，那个时候中国怎么办？接受了就前进一步，不接受就会走大弯路。“
其次，便是极端思潮。打着革命和民粹的旗号，提到很高的道德高度抗拒现代文明。说到民族主义，袁伟时激动起来：“民族主义动不动就讲中国怎么样，两个事情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911，居然有人欢呼炸得好，起码的人道主义有没有？还有一个是最近的钓鱼岛事件，文革期间的标语口号都出来了，太不像话了！”
杨师群曾致力于研究中国东周秦汉社会转型，他很赞同唐德刚关于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社会转型时期的观点。对于第一次社会转型“我持否定态度，失败了，是一场悲剧，以至于中国两千年走到近代如此愚昧落后。”对于第二次，他说，“走得非常艰难”。
而关于传统文化，袁伟时理性而务实：“现在很多人提出西方文化很多都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要比西方文化更高明，我认为这种想法太过片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公民教育的需要。”他反对少儿读《弟子规》，“现代社会，文化应当是多元的，除了儒家，道家、基督教等各种思想应当百花齐放。”
三、历史人物
“看清楚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四个人，就能看清楚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如果想理解民国历史，就无法绕开孙中山，也一定要重新认识北洋时代。”袁伟时把话题转到了听众最感兴趣的地方，他说，“北洋时代被妖魔化了”。
关于袁世凯：“民国初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立了，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你可以责怪袁世凯，这样那样做得不对，但是，你又要看到袁世凯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为什么最后会走上另外一条路？”
关于孙中山：“二十世纪中国有一种很极端的思潮，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拿起刀枪干革命，这个传统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一连发动了三次战争，所谓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国民革命。在我看来，客观地讲，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前进都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二十世纪不能实现现代化，和革命代表人物孙中山的革命传统有关，孙中山没有想到重要矛盾要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而不是拿起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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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人物，袁伟时告诫大家：“要很客观地看他们的成败得失，不要跪在他们面前，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肯定。”杨师群则接过话茬，掷地有声地说：“绝不能再干革命，我们要好好改良，但是，必须坚定地改革。”
四、改革
说到改革，袁伟时首先说起了日本：“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光学船坚炮利而不学制度。明治维新从教育、经济各方面学西方，但政治体制不学，结果变为人类的灾难。光是学一部分还不行，你要认真接受现代的文明。中国连日本的水平都没有，到二十世纪反反复复。我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但是，要发展到下一步就需要继续改革，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但是经济，而且是文化、教育、政治，各方面都要改。”关于“中国模式”，他皱起了眉头：“这里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不懂。学了一半，应该改的东西还没有改，就说已经创造了世界发展的新东西，是不是太离谱？”
杨师群坚持认为近代愚昧落后的根子在古代：“我们一定要把根子清除，一定要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取智慧，弄清楚应该做什么？应该抛弃什么？要真正使民族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如果不好好在制度方面走出步伐，很快会进入瓶颈。”而对于“全盘西化＂的指责，他说，“这是个伪问题。”他赞赏世界主义的眼光：“我们民族如何在世界大家庭里和睦相处，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书会的讨论很热烈，还提到了英国宪章运动、人权、文化审查、香港国民教育等问题。杨教授会间笑言：“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多看看袁老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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