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亚当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我至今还能记得2010年夏天,我第一次听到《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情景。当时我在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学中文,而且正对中国的现代史越来越感兴趣。当我听到雷锋的故事,一下子感觉我对中国的热爱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歌词和音乐都向我讲述了一个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中国,令我特别想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深入了解毛主席时代的中国。

在一个短短的暑假里,我头脑中的每一个细胞都被红歌战胜,如人民被革命风暴激发起来一般。回美国后,我尽量向我老家的朋友解释这种音乐的风格和特殊的历史背景——“红歌就像是中国的披头士,是老一代人最爱听的一种音乐。”但是我那些不懂中文的朋友一听到这些歌的节奏,就坚持继续听滚石(The Rolling Stones)和猫王(Elvis Presley)的歌。

去年的一个夜晚,我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复习到很晚,无意中开始哼《红梅赞》。一开始我只是含含糊糊地哼出曲调,后来慢慢地开始唱,最后大声地把那些优美的歌词唱了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同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对我破口大骂,问我为什么要大声地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 —— 但我当时真的没有意识到我在唱,因为我太投入了。我周围的同学开始为我的心理健康担心。

我学习红歌的路相对来说是一条比较孤独的路。到处都是Lady Gaga和贾斯丁·比伯(Justin Bieber)的粉丝,而我当时只愿意听像《咱们工人有力量》和《延安颂》这样的歌。在一些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在中国迷路的外国疯子;其他人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想让中国人回忆起那一段很复杂和痛苦的历史。但是我仍然爱听红歌。

去年,我对红歌的兴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决定申请一个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让我去重庆研究“唱红”,那样我就能够亲临最近几年红歌复兴的发源地,亲耳去听红歌。我当时的计划很简单,先在重庆待几个月进行研究,当重庆大学一位著名的文化史学家的助手,同时也加入该市的一个红歌合唱团。然后,在春天清新的空气中,我就会从江西井冈山重走长征路,一边读历史材料,一边体验中国建党、建国革命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去年十月份,我提交了申请表,然后一直等到今年的四月初,我终于得到通知:我的申请被批准了。该教育基金决定给我一笔钱,让我专门研究中国的革命歌曲。听到这个消息,我欣喜若狂。

不过我没想到,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前几周,中国“唱红”活动的开展却发生了变化。随着重庆市领导班子的调整,红歌居然没有像前几个月时那么流行了。有一种论调甚至提出说”唱红”威胁中国的未来,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和经济倒退到一个更黑暗的时期。

从我第一次提交奖学金申请表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我现在回到了中国,仍然喜欢唱红歌,经常会对海报上的雷锋叔叔点点头,让他知道我没忽视他。我目前仍旧打算明年一月份去重庆做研究,四月左右开始走艰难的长征路。但我感觉老百姓对红歌的兴趣和热情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仿佛红歌失去了以前那种文化吸引力。

在我眼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音乐不仅要看它是否好听,还得了解它的历史和多元性。中国的音乐类型实在太多,当然不只限于现代的红歌。但如果社会开始忽略红歌,中国会失去他艺术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研究的部分。

不能因为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抵触而否认音乐的研究价值,那无异于因噎废食——红歌也是歌曲,而革命美学也是一种美学。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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